他把本子合上，走到阳台上。
广州的夜里还是亮的，对面的楼一排排亮着灯，路口那家便利店的招牌一直在闪。他两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是那串钥匙——公寓的、老家那把，还有一把他记不清开什么的旧钥匙。
他三十岁还不到。两年多以前他从那所学校毕业，把四份简历攥出汗，站在天桥上算“月薪五千，六年零两个月“；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双手和一个会算的脑子。现在他手里还是这些东西：一双手、一个会算的脑子，多了一身案子和一肚子的账。
他不知道自己往下的路在哪儿。判决要等，案子要等。那些曾经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的人，大部分都散了：老杨在香港那间六楼的小屋里；郑若彤大概已经开始过她不用等人的日子；陈嘉荞的电话他一直没打；程先生换了号；老霍在外地做装修；南泰路那间铺面成了肠粉店；那半间车间也退了；李烈那里，他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可他今天在本子上写下的那一行字，跟以前写过的都不一样。以前他写的都是“我要赢下什么“，今天他写的是“我要定下什么“。
这一行字，是他从最底那一层往上钉的第一根刺。
钉子已经在他手里了。墙在哪儿，他还不知道。
他等着一只手伸过来。
那只手在哪里，他一点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伸过来、伸过来的人是谁。这两年多他见识过很多只手：有的递钱，有的递话，有的签字，有的把手铐扣在他右手上。
他忽然想起去年在澳门那条路上，王师傅跟他说过的一句话——“这条路，会有一次给你机会。就一次。“那时候他以为那句话说的是比赛。
他在阳台上站到夜深，心里只剩一个很清楚的念头：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伸手，他不会再用两只手扑上去接。他会先看清那只手是谁的。
可那只手在哪，什么时候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