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博想了两秒。
“香港有一个。“他说，“现在只是电话。“
“香港的。“
“嗯。“
郑若彤“哦“了一声。她把杯子在碟子上转了半圈，转完放下，也没有接着问。她这个人从来知道哪句话问到哪儿该停。
过了一会儿，她问了一句很轻的话：“你还去水库那边吗。“
梁博知道她说的是哪一个水库。
“去过一次。去年秋天。“
“一个人？“
“一个人。“
郑若彤“哦“了一声，没再问。这一个字之后，两个人都停了一会儿。那地方是他们开始的地方：那年夏天一场比赛跑完，她借“朋友的车有毛病“来搭话。现在这件事谁都不会提，可谁都知道刚才那句话指的是什么。
“我知道你出过事。“她忽然说，“我不问，是我不想再听一遍。“
“嗯。“
“我那时候……“她说到一半停了。她捏着纸巾，捏了两下，把纸团放在碟子边上，“算了。“
那两个“算了“里有很多东西。她怕过；她走的时候连东西都没回来拿；那半年里电话打得越来越少，最后一句常常是“你早点睡“。这些事他都知道，可他一句也没有往她身上推——他那时候自己也在往下掉，一个人往下掉的时候，谁的手都抓不住。
“不怪你。“他说。
“你别这么说。“郑若彤说，“你今天说'不怪你'，我反而更不好受。“
“那我不说。“
“对。“她说，“不说最好。“
梁博把杯子拿起来喝了一口。他没有告诉她判决、没有告诉她缓刑、没有告诉她每个星期要去司法所报到。不是不敢说，是这些话今天说出来没有用——说出来只会让她多担一份她担不着的心，也会让这场坐着的谈话变成另一件事。这一点上他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他要的是有人跟他一起扛，现在他知道哪些东西不该往外递。
后来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说的都是不用用力的话：商场里那个枕头凭什么这么贵，她公司楼下新开的粉店不好吃，他买电脑那家店能不能信。除此以外谁也没有把话题绕回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