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驾驶证自2018年那件案子之后一直没拿回来，他也没去重新申领过。这两年他坐在别人开的车里、坐在拖车板上、坐在赛车里，就是没坐过自己那台车的主驾。他把钥匙捏在手里站了两秒，转头跟车商说了一句：“能不能帮我叫人开过去。“
“你自己不开？“
“证不在我这儿。“
车商没有多问，这类人多半都有一段不想说的事。麦老板那边找了个司机，把那台旧两厢开走，停进城南那间台架公司的院子。
四月十八号早上，一台拖车把那台车拉到城郊。去停车场的路上他坐在拖车副驾，看着前面那台旧两厢被绑在板上晃。出了城南要过一段高架，再走十几公里国道；路两边的桉树一排一排往后退，路肩上偶尔躺着一辆共享单车。司机是个话多的人，一路跟他讲今年活有多难接、哪一段路在修。他一路“嗯“，眼睛一直落在那台车上。
车下国道，拐进一条没有名字的水泥路。路两边是关门的厂房，空地上堆着废钢，有几条狗从墙根下面跑过去，没叫。
地方比麦老板说的还破。铁门是两扇推拉的旧栅门，门轴生了锈，推开的时候声音很响。门口一间水泥小屋，里面蹲着个五十来岁的看门人，小凳子上架着一台收音机，正放着一段听不清的戏。
梁博把一条烟递过去。那人也不客气，接过来放在脚边，起身把门推开。
里面是三层水泥平台，一层摞着一层。层与层之间没有护栏，只有几道很低的水泥坎；地面裂着缝，缝里的草一丛一丛，有的长到了膝盖；二层角落里堆着几只烂掉的木托盘，三层的积水里浮着一层绿苔；楼角那块旧招牌掉了字，只剩下“xx货运“三个字还看得清。
“就这儿。“看门人说，“你们悠着点。这楼上没人来，我不管你们干什么，别弄出火。“
“不会。“梁博说。
他把那台车开到二层最中间那片空地上。车停稳，熄火，他站在车头前面看了很久——这地方没有一样东西是新的：水泥是旧的，门是旧的，车是一万二买的。可它是他自己的场地。
于荧莹是十点多到的。公交坐到底，又打了个三轮车，手里拎着两个袋子：一个装笔记本和一堆线，一个装面包和水。她站在入口那儿看了一圈，把口罩往下拉了一点，慢慢吐了口气。
“这是我见过最破的实验室。“她说。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场地。“梁博说。
“你以前用什么。“
“马路、山道、旧水泥厂。“他说，“还有一条封了路的地下赛段，没有护栏，出线就下水塘。“
她“哦“了一声，没有再问。她走过去把笔记本搁在一道干净的水泥坎上，把线掏出来——数据线、延长线、一个从她工位上顺来的加速度计、两只从旧麦克风上拆下来的拾音头。
她列了一张三行单子，写在她自己的本子上：一、静止。二、慢速。三、接管。
“一，点火、怠速、什么都不做，先看清它不动的时候是什么样。二，人在方向盘后面，油门由他控制，系统只听、只记、只说。三，某一个动作交给系统，人做备份，随时能踩刹车。“
“这三步不能跳。“她说，“尤其第二步。很多做这种东西的人，第一步还没看清，就想让车自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