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错里学的。“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做一套不让人犯错的东西。“
这个问题他答不上来。老人也没有等他答。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李烈问了那一句——一通话里，这是他唯一真正想问的话：“你那套东西，信不信得过你自己。“
梁博站在窗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这两年回答过很多质疑。有人问他“你凭什么“，他答“凭手上的活“；有人问他“能不能跑“，他答“跑给你看“；有人问他“你判过刑，还想不想上赛“，他答“我认过“。这三句他答得又快又稳。
可这一句不一样。老人问的不是那套系统，问的是他。
“我……“他开口，又停住。
“你要是答不上来。“李烈说，“就别急着做。“
“李老师。“
“我不说难不难懂。“老人的声音低了一点，“我是说，我没见过。“
中间老人问了一件跟技术没关系的事。
“你现在一个人住。“
“嗯。“
“有没有对象。“
梁博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老人会问这个。
“有一个。“他说，“一起做这个项目的。她做软件，我做车。“
那头沉默了两秒。
“做项目的。“李烈重复了一遍，“那你是真喜欢，还是因为一起做事。“
“都是。“
“那就行。“老人说，“别耽误人家。“
就这五个字。他没问那个女孩是谁、哪里人、干什么的，也没说“带回来给我看看“。可梁博握着手机站在窗边，忽然觉得这通电话里最重的一句不是关于系统的，是这一句。
老人那天也讲了两句他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