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修一台老车。“李烈说，“六十年代的机器，化油器的，件都配不上，我自己车了两个。“
“好修吗。“
“不好修。“老人说，“我眼睛不行了，得戴老花镜，一戴就是一天，晚上看东西都是花的。“
梁博没有接话。他从来没听李烈抱怨过一句身体上的事，那天是第一次。
“人老了，手就不听话。“李烈说，“所以我现在做什么都慢。慢不要紧，要紧的是别做错。“
“李老师，我……“
“你自己保重。“老人说。
挂之前，那头有一声很轻的响动，像是抽屉被拉开又推回去，也可能是有人把一张纸压回了原处。梁博没有多想。电话放下得很快。没有叮嘱，也没有否定。他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五月的广州已经开始热了，楼下有人拎着菜回家，远处有孩子在喊人。他把手机拿在手里，屏幕已经暗了。
他第一次问自己那个问题：他信不信自己。他这些年所有的自我证明，都是“我要让别人信我“——让老杨信他手上有活，让罗经理信他能跑，让赞助商信他值得投，让母亲信他过得还行。他从来没有认真问过：他自己信不信自己。
他还想起一件他从没跟任何人说过的事。他有时候能“看见“机械里面的东西：一条钢板上裂纹会往哪走，一台发动机里哪一处应力在憋着，一条弯道在他眼前会自己亮出一条线。他从小就是这样，从来没解释过，也不敢解释。
如果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我是怎么知道的“，他凭什么要别人相信他那套系统。那一刻他忽然理解了一点李烈的沉默：老人不是不懂，是不肯替一件说不清的东西点头。
他还想起2018年1月他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天很冷，门口那条路上空得没有人。他后来一直以为，没有人来过。
他在本子上写了三行：
“老师问我信不信自己。“
“我答不上来。“
“我从来没有被问过这个。“
写完他把笔盖上，坐了一会儿，又打开，在下面补了一行：
“他也没说不行。“
他还是去了那片停车场。门房老头照样给他开门，问了一句：“今天怎么样。“
“没什么。“梁博说，“还是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