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来看他。
文艺春秋的人没有来，他的前同事没有来，他的家人也没有来。
他离婚已经很多年了，前妻带着孩子在北海道，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过了。
唯一来的，是一封信。
信是在他入院第三天送到他家邮箱里的。
保释期间，他被允许每周回一次住处取邮件。
是一个褐色的牛皮纸信封，左下角印着文艺春秋的社徽。
他拆开信的时候手指还在发抖，以为社里终于想起了他。
但信的内容是一份解雇通知书。措辞简单，格式标准：“你因违反公司规定第x条，自即日起被解除雇佣合同。落款盖着文艺春秋人事部鲜红的红章。
他把那张纸撕碎。
撕得很碎很碎，碎到完全拼不起来。
然后用热水壶烧开一壶水，泡了一杯茶，把碎纸片全部倒进去，看着它们在褐色的茶水里慢慢浸透、沉底。
他工作没了。
人还要坐牢。
两周后保外就医期满，他必须回到监狱继续服完剩下的四个月。
而且即使出狱，以他现在的名声和履历，他恐怕再也无法在日本出版界找到任何一份工作。
没有人会聘任一个因为坐牢，因为没有眼光而被开除的编辑。
更没有人会聘任一个因为得罪了社里最重要的作家而被送进监狱的编辑。
他再也进入不了文化圈子，再也无法接触到上流社会。
再也不可能和那些作家、评论家、学者坐在同一张桌上喝酒吃刺身。
他在文艺春秋干了快二十年，从校对做到编辑，从编辑做到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