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望着窗外那片正在黯淡的天际线。
“我第一次见薛紫英，”他说，“是研二那年。”
苏砚没有说话。
“她在林建勋的律所做实习律师，代理一个很小的劳动争议案。被告方请的是我们导师的团队，我是助理。”
他顿了顿。
“那个案子标的额只有六万八。双方当事人都没什么钱，原告是个被拖欠工资的建筑工人，被告是个快破产的小包工头。这种案子在律所是‘扶贫项目’，没有人愿意认真做。”
“但她认真做了。”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那罐苏打水。
冷凝的水珠顺着罐壁滑下来，滴在他虎口。
“她查了三个月的账目，发现包工头不是恶意拖欠——是上游开发商压了他的工程款，他连自己的房贷都快断供了。她在庭上向法官申请追加开发商为第三人，开发商来了，案子当天调解结案。工人拿到了工资，包工头保住了房子。”
他顿了顿。
“开发商是林建勋的大客户。”
苏砚的眉心跳了一下。
“林建勋当天晚上就把她叫进办公室，”陆时衍说，“他问她：薛律师，你知道这个开发商一年给我们律所多少顾问费吗？”
“她说知道。”
“林建勋说：那你还这么做？”
“她说：林主任，您教过我，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的当事人是那个工人，不是开发商。”
陆时衍把苏打水搁回茶几。
冷凝的水珠在深色木质表面洇出一小圈湿痕。
“林建勋没有处分她。”他说。
“三年后，她成了他的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