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旁听席最后一排。
他质证的时候，苏砚突然提交了那份动态数据加密技术的临时说明。
全场都在看苏砚。
只有我看见时衍的手指顿了一下。
他知道那是我的手法。
他什么都没说。
2020年1月17日。
我约时衍在翠苑路的咖啡店见面。
七年了。
我以为自己有勇气把一切告诉他。
可是当我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大衣还是七年前我买的那条、领口那枚平安符不见了——
我说不出口。
他说：“薛律师，你约我有什么事？”
薛律师。
不是紫英。
我喝完了那杯咖啡。
然后我说：“没事了。”
2020年12月31日。
跨年夜。
我一个人在工会活动室待到凌晨三点。
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已经有了七份账目、十三段录音、四十一封邮件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