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看了他几秒，点了点头。
周教授站起来，转过身，看向旁听席。
他的目光扫过那些熟悉的面孔——他的同事，他的学生，他的家人，还有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
然后他开口：
“我在法学院教了四十年书。”
他的声音很慢，每个字都像用尽了力气：
“四十年里，我教过几千个学生。我跟他们说，法律是正义的武器，律师是公平的守护者。我跟他们说，要正直，要勇敢，要坚守底线。”
他顿了顿，苦笑了一下：
“可我自己，早就忘了这些。”
旁听席上，有人开始抹眼泪。
周教授继续说：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收了一个当事人的钱，帮他隐瞒了一份证据。那个案子不大，输赢影响也不大。我跟自己说，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然后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二十年前，我开始帮一些‘特殊’的当事人处理‘特殊’的案子。他们给我钱，给我人脉，给我地位。我跟自己说，这是行业规则，我不做别人也会做。”
“十年前，苏砚父亲的案子，是我接的最后一个‘特殊’案子。那个案子之后，老陈跳楼了。他妻子给我写信，问我——如果当年我指出来，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没回那封信。我不敢回。因为我答不出来。”
苏砚低下头，眼泪落在桌面上。
周教授看着她，声音沙哑：
“苏砚，我对不起你父亲。”
苏砚没有抬头，只是轻轻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