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盯着这五个字看了三秒，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删掉又打，最后只发了两个字：“加油。”
发完她就后悔了。
加油？
太敷衍了。
像同事之间说的客套话。
但她不知道还能说什么。说“我想你了”？太早了。说“别紧张”？她自己都紧张。说“我相信你”？这话太沉了，沉得像一块石头，扔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她把手机揣回兜里，深吸一口气，走进法庭。
今天的阵势不一样。
旁听席坐满了，连过道上都加了塑料凳子。后排站着至少二十个记者，有扛摄像机的，有举录音笔的，还有两个戴着头盔的——那是直播的，头盔上架着摄像头，像顶着一门小钢炮。
周远山已经坐在旁听席上了。
今天他没穿羊绒大衣，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是来参加婚礼的。但他的脸色不对，灰白灰白的，像一张放久了的纸。
他旁边坐着一个女人，五十多岁，烫着卷发，穿着貂皮大衣，脸上的妆浓得像是刷了一层漆。那是周远山的妻子，苏砚在网上见过她的照片。
那女人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苏砚多看了她一眼，然后移开目光。
法官入场。
全体起立。
苏砚坐下的时候，看见陆时衍从原告席上站起来，走到多媒体设备前。他今天没穿黑色，换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领带是藏蓝色的，上面有很细的银色条纹，灯光一照，像一道道闪电。
他的黑眼圈很重，像是被人拿炭笔在眼睛下面画了两道。
但他站得很直。
背脊像一根拉紧的弦。
“法官阁下。”陆时衍开口了，声音有一点点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昨天提交的证据，原告方已经完成质证。今天，我方有新的证人需要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