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是现学的。这个是我本来就会的。”他把红薯掰成两半，一半递给苏砚，“小时候冬天，我妈总在炉子上烤红薯。烤好了掰开，我跟薛紫英一人一半。那时候她住我家隔壁，她爸还没生病，我妈还在世。”
苏砚接过那半红薯。红薯很烫，烫得她两只手倒来倒去，像捧着一团火。她咬了一口，甜得齁嗓子。不是那种精致的甜，是土里长出来的、笨拙的、粗粝的甜。
“你跟我说这些，”她嚼着红薯，含含糊糊地说，“是想让我可怜薛紫英？”
“不是。”
“那是想让我原谅她？”
“也不是。”陆时衍咬了一口自己那半红薯，“就是想告诉你，我以前也信过人。后来不信了。现在……”
他没说完。
苏砚替他说了：“现在又信了？”
陆时衍看着手里那半个烤红薯。红薯的芯还是烫的，边缘已经凉了。烫的地方和凉的地方混在一起，咬下去，是一种很奇怪的口感。
“不知道算不算信。”他说，“就是觉得，跟你一起查案子这几个月，我晚上睡得着了。”
苏砚愣住了。
“以前我失眠。不是那种普通的失眠，是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导师的脸的那种失眠。他教我法律的时候，跟我说，法律的底线是正义。我信了。后来发现他说的正义，是价格。”陆时衍把最后一口红薯塞进嘴里，“跟你合作之后，我没再梦见过他。改梦见你了。”
苏砚差点被红薯噎住。
“梦见我什么？”
“梦见你在法庭上跟人吵架。吵输了就摔我的文件。”
苏砚笑了。笑着笑着，呛出了眼泪。她拿手背擦了一把，手背上全是红薯的糖浆，黏糊糊的。她看着那只黏糊糊的手，忽然说了一句话。
“陆时衍，我爸从楼上跳下去的前一天晚上，跟我说了对不起之后，还说了另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砚砚，爸爸这辈子最遗憾的事，不是公司没了。是妈妈走的时候，我没敢在她面前哭。我怕她担心。后来我想哭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苏砚把手里的红薯皮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红薯皮在垃圾桶里滚了一下，停住了。
“所以我从来不憋着。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人就骂人。公司里的人说我脾气差，合作伙伴说我难搞，记者说我喜怒无常。随便他们说。我又不是活给他们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