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7份文件是一份手写的会议记录。
记录的是一场发生在2008年4月2日的“技术论证会”，参会人员名单里出现了三个名字：对方公司的技术总监、一位来自某高校的“专家证人”、以及——
陆时衍。
陆时衍。这三个字出现在一份2008年的文件上。
而2008年的陆时衍，还在读法学院二年级。他不可能出现在任何与技术论证相关的会议上。
陆时衍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苍白。不是恐惧，是一种比恐惧更深的情绪——像是你站在一面镜子前，却发现镜子里的人做了你从未做过的事，说了你从未说过的话。
“这不是我。”他的声音沙哑，“2008年我大二，那年我在——我甚至不在那个城市。我在老家的法院实习，有几十个同事和带教法官可以作证。”
“但有人想让这份文件看起来是你。”苏砚将文件往下翻了一页，第二页是会议记录的“发言摘要”，其中一段被红色记号笔标注出来——
“陆时衍（实习律师，周牧之教授课题组成员）提出：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九条，反向工程不视为侵权。本所代理的原告方已对争议产品完成逆向解析，建议将技术鉴定的重点放在‘实质性相似’的证明上。”
这段话写得极其专业。引用了正确的法条，使用了当时通行的话术格式，甚至连“实质性相似”这个后来才流行起来的术语都用得恰到好处。
但陆时衍没有说过这段话。他这辈子从来没参与过任何与技术专利相关的案件，直到三个月前代理那起千亿ai专利案——苏砚的对立面。
“他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布局了。”陆时衍的声音空洞，像一个终于看清自己一生都被操控的人，“周牧之。他从二十年前就开始伪造我参与这起案件的证据。我那时候甚至还不认识他。我是进了法学院之后才——不对。”
他突然停住了。
苏砚转头看他。陆时衍的瞳孔在机房幽暗的光线下急剧收缩，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后脑勺。
“我为什么会进周牧之的律所？”他问，不像是在问苏砚，更像是在问自己，“我法学院的成绩是全院第三，毕业时有四家红圈所的offer。周牧之的律所规模排不进前二十，薪资不是最高的，平台不是最大的。但我偏偏选了他。因为——”
“因为他主动联系了你。”苏砚替他说完了。
陆时衍闭上眼睛。是的。周牧之在他大四那年亲自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说，看过他在校刊上发表的几篇论文，觉得这个年轻人“对法律的信仰跟自己是同一种底色”。二十三岁的陆时衍被这句话感动得几乎失眠。
现在回想起来，那通电话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剧本里的台词。
而他是唯一不知道自己在演戏的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