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起了风，银杏树的叶子沙沙地响了一阵，然后安静下来。厨房里的灯光透过窗户照出去，在地面上投下一小块暖黄的光斑。远处有人骑着共享单车经过，车轮碾过落叶，发出清脆的碎裂声。
八百米外的银杏树还在那里站着，像一个沉默的证人。
厨房里，苏砚看着陆时衍把钱夹收进口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你那句‘从左边挪到右边’，是什么意思？”
陆时衍没有立刻回答。他靠在灶台边上，双手交叉在胸前，看着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很难形容的东西——像是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一道可以认真作答的题。
“意思是，”他慢慢开口，“我以前的人生，左边是案子，右边也是案子。你把右边的案子挪走了一部分，放进来了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
“小笼包。”他说，嘴角翘了起来，“还有一个人。”
苏砚发现自己竟然没办法接这句话。不是因为这句话太复杂，是因为它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辩解、反驳、分析都显得多余。
她把空碗放进水池里，拧开水龙头，开始洗碗。陆时衍走过来，从她手里接过碗，说了一句和那碗红豆汤一样平淡的话：“我来洗。你去休息。你的新品发布会延期了，明天会很忙。”
苏砚的手还保持着拿碗的姿势，但碗已经被他拿走了。她站在水池边看着他洗碗的动作——卷起袖子，挤洗洁精，用海绵把碗沿碗底都擦一遍——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她从来没在别人身上见过的东西。
不是专业，不是才华，不是那种站在法庭上光芒万丈的锋利。而是一种很稳定的、不需要证明什么的力量。像那碗红豆汤的甜——不宣告，不强调，但一直在那里。
她转身走出厨房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
“陆时衍。”
“嗯？”
“那盒小笼包——水开了之后转中火，蒸八分钟。别用大火，皮会破。”
陆时衍洗碗的动作停了一瞬，然后头也不回地说：“知道了。苏总。”
苏砚听出了那声“苏总”里的笑意，但没有回头。她走进书房，关上门，打开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是她下午还没处理完的邮件。鼠标的光标在屏幕上来回移动，但她的心思还在厨房里。
她拿起手机，给她的助理发了一条信息：“明天开完早会之后，帮我订一盒红豆。不是红豆沙，是生红豆。要有机的。”
助理几乎是秒回：“苏总，您要红豆做什么？”
苏砚想了想，打了三个字：“做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