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差一点就结婚了？”
“差一点。”陆时衍解开围裙放在椅背上，在她对面坐下来，“婚期定了，酒店订了，请帖印了。她在婚礼前一周来找我，说不能结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她做了一件让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的事。”
“什么事？”
“她没说。我后来才知道，她那时候已经开始帮导师做事了。不是代理案件那种帮忙，是销毁证据、转移资金、做假账——那些我在法庭上会用一辈子去追诉的事，她都做了。”
苏砚沉默了一会儿。厨房里那锅水还在烧，咕嘟咕嘟的声音从灶台上传过来，填满了两人之间的安静。
“那你原谅她了吗？”
陆时衍想了想，说了一句让苏砚有些意外的话：“原谅谈不上。但也不恨了。”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在做噩梦了。一个会做噩梦的人，不需要别人再去惩罚她。”
苏砚低下头，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她的动作很轻，轻到像是怕吵醒信封里睡着的东西。
“我想去看看她。”
陆时衍抬起头。
“不是兴师问罪。”苏砚说，“就是想看看——看看一个从风暴眼里逃出去的人，过得好不好。我们还在风暴里面，她已经在外面了。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陆时衍看着她的眼睛。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很静，静得像一潭结了冰的湖水，水面以下有没有暗流，谁也看不出来。但他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苏砚从来不在正经事上开玩笑。她开玩笑的时候会用很正经的语气说很不正经的话，而她说正经话的时候，语气反而会很轻，轻到你以为她在聊天气。
“好。”他说，“我陪你去。”
一周后，雷克雅未克。
冰岛的首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十月初的气温在零上五度左右，比北京暖和。但他们落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天已经全黑了。不是黄昏，不是傍晚，是像深夜一样浓稠的黑，路灯和车灯在这片黑暗里显得格外锋利，像是有人在黑布上用刀划了几道口子，光就从那些口子里漏了出来。
苏砚站在机场门口，看着头顶那片漆黑的天幕，说了一句：“怪不得她说天黑得很早。我以为她是在抒情。”
“她不是会抒情的人。”陆时衍把围巾递给她，“法学院出来的人都不太会抒情。她说天黑得很早，就是天黑得很早。”
书店在雷克雅未克老城区的一条小巷子里，门面很小，夹在一家卖手工羊毛衫的店和一家卖古董地图的店中间，稍不注意就会走过。门上挂着一块木头招牌，上面用冰岛语和中文写着“风暴之外”，中文字是手写的，用的是和信封上一样的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