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们赢了。”她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打上来的井水，带着一股清冽的凉意，“我在网上看了那场庭审的报道。你当庭呈上导师涉案证据的那一段，有在场记者写了篇特稿，标题是《法律人的良心》。我读完那篇文章，在书店里坐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去给你们写了那封信。”
“为什么要等一个晚上？”
“因为要用一个晚上来想，到底想跟你们说什么。”薛紫英终于抬起头，直视着陆时衍的眼睛，“我用了二十年，才从你们故事里的反派，变成你们故事里的配角。这二十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浪费在给自己找借口上。直到我在庭审报道里看到你的照片——你站在法庭上，身后是苏砚，你面前是导师的辩护律师，你的眼神和我认识你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就知道，你从来没变过。变的人是我。”
书店里安静了很久。风铃声又响了，不是有人推门，是外面的风吹动了门楣上的贝壳。
苏砚放下咖啡杯，杯底磕在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薛紫英。”她说，语气正式得像是在法庭上做结案陈词，“在你写的那封信里，有一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哪句？”
“‘我再也没有做过噩梦’。我想知道，你觉得这是原谅自己了，还是只是忘了？”
薛紫英愣住了。不是那种被问住的愣，而是那种被击中的愣。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又抿住了，目光从苏砚脸上移开，落在书架最上面那一排上。那里的书都是冰岛语的，她来了一年多，一本都看不懂。但她还是把它们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因为每次抬头看到那些看不懂的书，她就会觉得安心——在一个什么都看不懂的地方，没有人会追究你的过去。
“我不知道。”她终于说，“可能是忘了，也可能是原谅了。在冰岛，天黑的时间太长，长到你没有精力去想那些事情。你得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铲门口的雪，不然会死。当活下来变成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原谅不原谅自己，就没那么重要了。”
苏砚点点头，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咖啡很苦，是冰岛特有的深度烘焙，苦到舌头根都在发麻。但苦过之后，有一种很持久的回甘，像是等了很久才等到的答案。
“那就继续忘。”她说，“忘到有一天，你连‘忘记’这件事都忘了的时候，就真的自由了。”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出去看极光。虽然薛紫英说这几天的极光特别好看，绿色的光带会从山的背面爬上来，像是有谁在天空里倒了一瓶荧光墨水。但三个人都默契地留在了书店里。薛紫英把暖气又调高了两度，泡了新的咖啡和茶，从柜台下面翻出一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饼干，放在桌上让大家分着吃。
他们聊了很多。聊苏砚的新公司，聊陆时衍独立律所的第一个案子，聊国内科技行业和法律行业的变化，聊那些还在风暴里挣扎的人。薛紫英听着，偶尔插几句，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捧着杯子暖手。她的脸上有一种苏砚说不上来的神色——不是羡慕，不是遗憾，而是一种旁观者的安然，像是在看一部自己曾经参演过的电影，知道结局，所以不会再为剧情的起伏而紧张。
聊到凌晨一点的时候，薛紫英忽然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翻了一通，翻出一个铁盒子，放在桌上。
“给你们看个东西。”
铁盒子里是一沓明信片，每张明信片上都印着冰岛的不同风景——有蓝-湖-温泉的雾气，有黑沙滩的玄武岩柱，有冰川湖里漂浮的蓝色冰块，有雪原上孤零零的一座红顶小教堂。但每张明信片的背面，都只写了一句话。
“第一周：没做噩梦，睡到中午才醒。”
“第一个月：学会用冰岛语说谢谢了。”
“第三个月：有个当地人来买书，说我长得像他前妻。”
“半年：今天极光特别亮，站在门口看了半个小时，不觉得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