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老李没吃晚饭。
他把铝锅坐在炉子上，热了中午剩的疙瘩汤，给自己盛了小半碗，搁在桌边晾着。阿黄趴在自己窝里，隔着半间屋的距离，看着那碗汤一点一点凉透，表面结起一层薄薄的油皮。老李靠在藤椅里，手里捏着那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也凉了。
他没看照片。
平时老李想老伴的时候，会把桌上那个相框拿下来，用袖子细细擦一遍玻璃，对着里头那个扎麻花辫的女人说几句话。说什么阿黄听不懂，但它认得那个声音——压得很低，沙沙的，像秋天踩在落叶上。
今夜他没擦相框。
他只是靠在藤椅里，望着窗外出神。窗外是巷子，是别人家亮着灯的窗户，是电视机的蓝光一闪一闪，是炒菜声、小孩哭闹声、夫妻拌嘴声。这些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水。
阿黄爬起来，走到藤椅边，把脑袋搁在老李膝盖上。
老人的手落在它头顶，粗糙的掌心带着烟草和铁锈的气息，指腹有一道道裂开又愈合的小口子，摸在皮毛上沙沙的。那只手没有动，就那样搁着，像搁在柜子顶那些舍不得扔的老物件上。
“阿黄。”老李忽然开口。
阿黄竖起耳朵。
老人没有下文。他只是又喊了一遍这个名字，像确认一件搁置太久、几乎要忘记的事。
“阿黄。”
窗外的喧闹渐渐静下去。巷子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了。搪瓷缸子里的茶彻底凉透，疙瘩汤的油皮凝得更厚。阿黄始终把脑袋搁在老李膝盖上，尾巴尖轻轻扫着地面，一下，又一下。
这是它学会的另一种沉默。
第二天清晨，老李照常起来熬粥。
他把锅底最稠的那部分刮进阿黄的食盆，又往里头掰了半个馒头。阿黄埋头吃着，听见身后的咳嗽声比往常更密，像坏掉的缝纫机，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也停不下来。
它没有回头。这是老李教它的——吃饭的时候不要分心。
可耳朵还是往后转着，捕捉那咳嗽声的每一下起落。
老李咳了一阵，终于止住，拿围裙擦擦手，坐到藤椅里。他今天没出门，说是外头风大。阿黄趴在门边晒太阳，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眯开条缝，从那条缝里看着藤椅上佝偻的背影。
阳光从窗格子透进来，照见空气里浮动的微尘。老李的棉袄搭在藤椅扶手上，蓝布洗得泛白，肘部补过两块补丁，一块深蓝，一块灰蓝，针脚歪歪扭扭，是他自己缝的。
阿黄认得那块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