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闭上眼睛，手指在藤椅扶手上跟着节奏一下一下地敲。阿黄趴在藤椅下面，脑袋枕在老李的布鞋上，半闭着眼睛。它听不懂京剧，但它喜欢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意味着老李在，意味着一切都好，意味着这个夜晚和无数个夜晚一样，安静、完整、不必害怕。
唱到《空城计》那段的时候，老李忽然跟着哼了两句。他的嗓音沙哑，调子跑得找不着北，但他哼得很认真，手指敲得也很有劲。阿黄睁开眼睛，歪着头看着他。老李低头看它，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跑调了？”
阿黄摇了摇尾巴。
“跑调了你也听不懂。”老李自嘲地拍了拍扶手，又咳嗽了两声。这次咳嗽比白天重了一些，带着那种熟悉的、从胸腔深处扯出来的嘶鸣声。阿黄立刻站起来，用鼻子去碰老李的手。老李摆了摆手，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水，缓了好一会儿才顺过气来。
“没事。”他说。
阿黄不相信“没事”这两个字。它相信自己的鼻子——老李的呼吸里有药片的苦味，比昨天更浓了；他的手指比昨天更烫了；他额头上的汗珠比昨天更多了。这些信号在阿黄的感知系统里组成了一幅画面，那幅画面让它不安，但它不知道该怎么做。
它只能贴得更紧一些。
那天夜里，老李没有睡在床上。他在藤椅上坐到了后半夜，身上盖着那条深蓝色的毯子，收音机早就关了，堂屋里只有挂钟的咔嗒声和他的呼吸声。阿黄趴在藤椅下面，隔一会儿就站起来舔一下老李垂下来的手指，确认那根手指还是温热的，才又趴回去。
凌晨两点多的时候，老李忽然开口说话了。不是在梦里说梦话，他是醒着的。他的眼睛睁着，望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声音很轻很轻：“阿黄，下辈子你还做狗不？”
阿黄抬起头，摇了摇尾巴。它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和“狗”字，以为老李在叫它。
老李低头看它，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苍白，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纸。他伸手摸了摸阿黄的脑袋，手指在它的耳朵根上停留了很久。
“做狗也好。”他说，“不用想那么多事。饿了吃，困了睡，碰到好主人就好好跟着，碰到坏主人就跑。比我强。”
他说完这句话就沉默了，手还放在阿黄的头上，目光却已经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阿黄不知道老李在看什么，它顺着老李的目光望出去，只看到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和树后面一轮又冷又白的月亮。
第二天，老李又起不来了。
不是完全起不来——他能坐起来，能自己端着茶缸喝水，能对阿黄笑，但他的腿使不上劲，下不了床。阿黄守在床边整整一天，除了去院子里的角落撒尿，寸步未离。它把脑袋搭在床沿上，用湿漉漉的鼻子去碰老李的手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持续的呜咽。
“别叫，吵得慌。”老李闭着眼睛，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阿黄不叫了，但呜咽声没有停。那个声音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不需要张嘴，不需要用力，是一种本能的、无法控制的表达。它不知道这种声音叫什么——人类管它叫“哀鸣”——它只知道发出这个声音能让它胸口堵着的那团东西稍微松动一些。
下午，隔壁的王婶来了。王婶是个热心肠的中年女人，每隔两三天就过来看老李一次，有时候带点菜，有时候帮忙洗两件衣服，更多的时候只是站在门口跟老李说几句话就走。但今天她没有马上走。她看到老李的脸色，眉头皱了起来，走进去把老李额头上的汗擦了，又摸了摸他的脉，然后掏出手机走到院子里打电话。
阿黄竖起耳朵听着。王婶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它还是听到了几个词——“病得不轻”、“让他去医院”、“死活不肯”、“倔得跟驴似的”。
挂了电话，王婶走回屋里，对老李说：“李师傅，你这样不行，得去医院。”
老李摇了摇头：“去什么医院，花钱不说，去了就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