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毛衣抱在怀里，忽然觉得眼眶发热。这件毛衣她见过无数次——老李穿着它坐在藤椅上抽烟，穿着它在院子里晒太阳，穿着它在冬天的早晨出门买菜。毛衣的右袖口有一个小洞，是阿黄小时候调皮咬的。老李当时举着袖口看了半天，嘟囔了一句"这个小畜生"，然后拿起针线自己缝了两针。
针脚歪歪扭扭的，像蚯蚓爬过。老李不是做针线活的料，但他缝得很认真，每一针都拉得紧紧的。阿黄蹲在旁边看他，尾巴摇来摇去，不知道自己闯了祸。
张婶把毛衣叠好，放在一边。然后又拿出那条军大衣——这是老李最体面的一件衣服，只在过年或者参加葬礼的时候穿。大衣很厚，深绿色的布料已经褪色成了灰绿色，但肩章还在，上面的红五星虽然掉了颜色，轮廓依然清晰。
"老李当过兵的，你知道吗？"张婶忽然对阿黄说，"六十年代的铁道兵，在西北修了八年铁路。他手上那些茧子，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阿黄不知道什么是铁道兵，也不知道什么是西北。但它知道那件军大衣的味道——每当老李穿上它，就意味着要出门了。阿黄最讨厌他穿这件衣服，因为穿了它就意味着要走很久。它会咬住大衣的下摆不让走，老李就蹲下来拍拍它的头说"乖，我很快就回来"。
有时候真的很快回来，有时候要半天，有时候一整天。
最后一次穿军大衣出门，是去医院。那天他没有说"很快就回来"。他只是把大衣披在肩上，回头看了一眼阿黄，然后关上了门。
那扇门关上之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
张婶继续翻着抽屉。衣服下面压着一个铁皮盒子，盒面上印着"牡丹牌香烟"的字样，边角锈迹斑斑。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一枚生锈的奖章、几颗纽扣、一截铅笔头、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照片。
张婶拿起那张照片，展开来。
照片已经泛黄了，四角翘起，中间有一道折痕。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扎着两条麻花辫，站在油菜花地里，笑得露出两颗虎牙。她的眼睛弯弯的，像两道月牙，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力，跟老李后来的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李大姐。"张婶轻声说。
她记得这个人。老李的妻子，比他大两岁，性格泼辣，嗓门大，笑起来整条巷子都能听见。她走得早，九十年代末得的病，从确诊到去世不到半年。老李在她的病床前守了整整四个月，胡子拉碴，眼睛熬得通红。
她走的那天，老李没有哭。他只是坐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完了整整一包牡丹。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烟灰，走进病房，帮她把被子掖好，说了句"我走了"。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过她的名字。但他把这张照片保存了二十多年，折叠又展开，展开又折叠，直到纸张薄得像蝉翼一样。
张婶把照片放回盒子里，又拿起了那枚奖章。
奖章是铜制的，正面刻着"光荣退伍"四个字，背面有一行小字："铁道兵第十师，***同志"。
***。老李的大名。阿黄从来不知道老李叫这个名字，它只知道他是"老李"，是那个会在粥里多放红枣的人，是那个咳嗽时会把脸埋在手心的人，是那个在深夜里对着照片喃喃自语的人。
张婶把奖章放在手心里掂了掂。不重，但沉甸甸的。
她忽然觉得，自己不应该一个人做这件事。这些东西不应该只经过她的手——它们应该经过阿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阿黄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老李的日常，更懂得那些细微之处的意义。
"阿黄，你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