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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婶抱着阿黄的时候，手在发抖。
不是那种剧烈的、控制不住的抖——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绵长的、止不住的颤。像冬天水管里最后一滴要落不落的水，挂在管口，颤颤巍巍，就是不掉。
阿黄的身体已经凉了。不是冰的那种凉，是一种很轻的、很薄的凉——像一片叶子从树枝上脱落之后，在风里飘了很久，最后落在地上的那种凉。不刺骨，但透着一股子"已经结束了"的安静。
王婶的眼泪滴在阿黄的脑袋上。
"你个傻狗……"她哽咽着，声音被堵在喉咙里，像一团揉皱了的纸，"你等了一年零三个月……到底还是没等到。"
她抱着阿黄，坐在藤椅旁边的地上。蓝格子布皱在她手肘下面，压住了几片落叶。藤椅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不知道是她靠上去压到的，还是风。
小蕊是跟着王婶一起来的。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七岁的孩子还不太懂得"死亡"是什么意思，但她看到奶奶抱着阿黄哭，就知道自己不能进去。
"奶奶，"她小声说，"阿黄是不是睡觉了？"
王婶没有回答。她把脸埋在阿黄的脖子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小蕊走进来，蹲在奶奶旁边。她伸出小手，摸了摸阿黄垂在外面的那条右后腿——瘸的那条。腿已经硬了，像一根干树枝。
"它不疼了吧？"小蕊问。
王婶抬起头，满脸泪痕。她看着小蕊的眼睛——那么干净，那么亮，像两颗刚洗过的黑葡萄。
"不疼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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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婶给老李的儿子打了电话。
老李的儿子叫李建军，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次。老李走的时候他在，哭得比谁都大声，说"爸我对不起你"，然后跪在灵堂前磕了三个头。但从那以后，他只寄过两次钱回来，每次五百块，附一张纸条："婶，帮我给阿黄买点肉。"
王婶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
"建军啊，阿黄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啥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