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医生只看了一眼，就做出了诊断。他的手指搭在金尼逊的颈动脉上，感受着那微弱而快速的脉搏，然后翻开他的眼睑，检查那片令人恐惧的赤色。
“斑疹伤寒，“他说，声音像一块石头落入深井，“立克次体。虱子传播的。不是蚊子。“
很可惜，三人已错过最佳治疗期。
斑疹伤寒的最佳治疗窗口是发病后的72小时。金尼逊他们——在丛林里跋涉时就已经被感染，但症状被误认为是疟疾，被当作疟疾治疗，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等到红斑出现、等到意识模糊、等到心力衰竭，抗生素——即使是新发明的大剂量氯霉素——也已经无力回天。
抢救了一晚，用了大剂量的抗生素，也回天乏术。
西格雷夫和格林德利医生轮流进行心肺复苏，按压金尼逊的胸口，直到肋骨发出断裂的声响,整个身体像一台耗尽燃料的机器，每一次心跳都更微弱，每一次呼吸都更浅，直到——那条曾经记录过无数战役的、平稳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
末了，为了避免传染，得尽快把他们烧掉。
斑疹伤寒的病原体可以在尸体中存活数天，通过接触、通过空气、通过任何可能的途径传播。在野战条件下，没有深埋的条件，没有冷冻的设备，火化是唯一的选择。西格雷夫下达了这个命令，声音里没有感情，只有专业的冷静。
布林德再了解到，雄狮他们几个有针头恐惧症的劫掠者，越洋出发前拒绝打任何疫苗。
这是一个荒谬的、令人心碎的真相。金尼逊——那个在橄榄球场上冲锋陷阵的“雄狮“，那个在诺门坎面对苏军坦克都不退缩的硬汉，那个在巴丹半岛的死亡行军中活下来的老兵——害怕针头。不是害怕子弹，不是害怕刺刀，不是害怕死亡本身，而是害怕那根细细的、闪着寒光的、刺入皮肤的金属管。
他和另外几个“劫掠者“——瑞恩、科洛、以及另外两三个已经阵亡或失踪的士兵——在出发前的体检中，拒绝了所有疫苗注射：伤寒、霍乱、鼠疫、斑疹伤寒。他们签署了免责声明，像一群在赌场里押上全部筹码的赌徒，赌自己不会被感染，没想到竟不幸因此染病身亡。
布林德听着，感到一种奇异的、近乎荒诞的愤怒。他想笑——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的笑——笑命运的捉弄，笑战争的荒谬，笑人类在死亡面前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可笑的恐惧。但他没有笑。他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金尼逊的脸，望着那道被死亡抚平的、曾经的皱纹。
梅里尔指挥官刚病倒，这又折损一员得力干将。
他叹了口气，那口气像是从肺底挤出来的，带着所有他无法言说的疲惫和愧疚。他拍着异常沮丧的亨特肩膀，动作像一位父亲在安慰一个失落的孩子，又像一位刽子手在安抚一个即将赴死的囚犯。
“出去走走。“
亨特跟布林德出来，没走多远。
他们穿过野战医院的帐篷区，穿过那些**的伤员和忙碌的护士，穿过堆积的弹药箱和燃烧的篝火。他们走到一片空地的边缘，那里有一棵被炮弹削掉半边树冠的榕树，像一位正在举手投降的、残缺的士兵。
终于，亨特忍不住抱着头，痛苦地蹲下。
他的动作很突然，像一位被无形的拳头击中腹部的人。他双膝跪地，双手抱头，手指插进灰白的头发里，像要把头皮撕下来。他的肩膀在剧烈颤抖，像一台正在过载的引擎，发出无声的、令人心碎的轰鸣。
他难过了一阵。
那“一阵“是多久？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布林德不知道。他只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亨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没有哭泣，没有咒骂，没有祈祷。只有那种剧烈的、近乎痉挛的颤抖，像一位正在经历分娩痛苦的产妇，又像一位正在从深渊里往上爬的、溺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