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发回给密支那守备司令部，“他对通信兵说，语气平淡得像在吩咐一封日常勤务电报，“最高优先级。“
通信兵愣了一下，然后低头领命，转身开始操作发报机。滴滴答答的电码声在作战室里响起，像一群细小的毒虫，顺着电波爬向三百公里外那座正在燃烧的孤城。
辻政信站在发报机旁，听着那节奏分明的滴答声，嘴角浮起一丝几乎不可察觉的微笑。
他知道这道电文的威力。它不是命令，是一把锁。它锁住了水上源藏，也锁住了丸山房安，因为如果水上源藏选择“死守“，丸山房安就不能撤退；如果水上源藏选择“放弃“，那他就是违抗军令，而丸山房安则可以“被迫服从主官“。但无论怎么解读，水上源藏本人都已经被钉死在了密支那。
这是辻政信的惯用伎俩：用模糊的语言制造绝对的控制。他不需要密支那守住，他需要的是密支那的守军死得足够壮烈，足够拖延时间，足够让他在重庆和华盛顿的棋盘上多一枚筹码。
发报机的滴答声停了。辻政信转身，向本多政才再次鞠躬，然后退回到角落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静静地等待着下一场风暴。
水上源藏收到这封只有两句话的奇怪电令时，正在地下室里煮茶。
那是一个用炮弹箱搭成的茶台，上面放着一只从当地寺庙里抢来的陶制茶壶，壶身上绘着缅甸的吉祥鸟——金翅鸟。茶壶里的水刚刚烧开，发出轻微的咕噜声，一缕白烟袅袅升起，在昏暗的地下室里弥漫开来。
通信兵将译好的电文递进来时，水上源藏正用一只白瓷小杯接着茶汤。他的手很稳，茶汤如琥珀，海苔香馥郁——那是他最后一点珍藏的玉露茶，来自京都的老字号“伊藤久右卫门”。
他接过电文，看了一眼，然后继续倒茶。
但手，微微抖了一下。
几滴茶汤溅在炮弹箱上，像几滴暗黄色的泪。
水上源藏放下茶壶，将电文凑到煤油灯下，逐字逐句地又读了一遍。第一句是讲军部状况没太大关系。“困难，援军难期“，这是委婉的死刑宣告。第二句则是指令性质，但实属没有先例，异乎寻常：“水上少将要死守密支那“。
他念出其中的“水上少将要死守密支那“这句话后，苦笑了。
那笑容里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命运捉弄的、文人式的自嘲。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陆军大学，教授们讲授的“武士道精神“；想起他在东京的家中，书架上那一排排汉诗集和歌集；想起他出征前，妻子为他系上剑带时，手指的颤抖。
密支那终究是守不住的。这道命令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死守“，而在于它的精确——它只提到了“水上少将“，没有提到“守备队全员“，没有提到“丸山房安“，没有提到那一千五百名还在泥水里挣扎的士兵。这意味着，这道命令既可以放其他士兵弃城逃命，也能让他们跟自己一起死守到底。但不管怎么解读，实际都已把他锁死在此。
密支那注定是自己的葬身之地。
水上源藏垂下头，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那叹息像是从肺叶的深处挤出来的，带着一种腐朽的、陈旧的气息，像一本被虫蛀空的旧书发出的最后一声**。
他听到窗外的摩托车声，由远及近，然后停在门口。估计是丸山房安回来了。那个暴躁的中佐，此刻大概正带着一身硝烟和女人的气味，准备向他汇报又一场无谓的争吵。
水上源藏没有动。他将电文对折，再对折，然后拉开抽屉，将它放了进去。抽屉里还有他的《万叶集》、他的怀表、以及一张家人的照片——照片上的妻子穿着和服，站在东京的樱花树下，笑容恬静而遥远。
他决定暂时先不公布这道电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