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美方最初打算以“美军代表团“或“中缅印战区美军观察团“名义派出使团。但蒋中正认为“团“的规格太高，等于变相承认延安的合法政治地位，要求改为“视察组“。可“视察“通常是上级对下级，延安方面觉得不适合，表示反对。最后经三方协商，将代表团正式名称定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美国人则用了“dixiemission“——“迪克西使团“作为观察组代号。
迪克西是从美国南北战争时流行的一首《我希望我在迪克西》民歌而来。南方邦联的士兵唱着这首歌奔赴战场，它代表着一种叛逆的、独立于联邦主流之外的、却又充满自豪的精神。用这个词来命名派驻延安的使团，其中的隐喻不言而喻——这里是中国的“迪克西“，是区别于国民政府其他统治区的、另一种可能的现实。美国人想借此了解延安的真实情况，正确评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真正实力。
史迪威派出的首批观察组9名成员已于7月22日正式抵达，受到中共方面热情接待。8月初当第二批观察组成员抵达后，人开始多起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专门将延安城南关一批条件较好的石窑洞让给观察组住，方便他们开展长期工作。
布林德被安排进了一孔石窑洞。
洞内比想象中宽敞，墙壁用石灰粉刷过，一张木桌，一把椅子，一张铺着粗布床单的土炕。窗台上甚至摆着一盆野菊花，是房东大娘早上刚摘的。这种质朴的周到，与重庆的官僚做派和密支那的残酷形成了奇妙的对比。
观察组明面上的任务，在文件册里列得清清楚楚：
搜集中共获取的日军情报；了解中共军队在敌占区作战及物资装备供应讯息；考察中国北部地区气象、经济等情况；准备在延安和几个主要的敌后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站，以协助美军航空队以及b-29机群执行轰炸华东、华北日占区任务；再有就是协调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迫降在敌占区的美军飞行员进行搜救工作。
布林德很清楚，这些相对宽泛的工作并不是观察组的重点。
他站在窑洞门口，望着远处宝塔山的轮廓，手里捏着那份盖着“最高机密“印章的、来自史迪威私人办公室的密令。真正的核心任务是了解和评估中共的实力，探索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以便建立起必要联系对付日本人，并为今后制定长远的对华政策锚定方向。
这才是华盛顿真正关心的——不是延安的气象数据，不是八路军的装备清单，而是：这支军队能不能用？可不可靠？能不能成为牵制日军的另一把尖刀？以及，在战后中国的政治版图中，他们有没有资格坐在谈判桌旁？
临行前，杨希真还转达了鲁云飞特意转告他的信息。
那信息不是通过电报，而是通过一个从重庆秘密飞往密支那的、伪装成华侨商人的信使，用口头方式一字一句传达的。布林德至今记得信使那双粗糙的手和那双明亮的眼睛：
“中共希望透过美军观察组这个窗口，让国际社会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共领导的军队对抗战做出的贡献，尤其建立的抗日敌后根据地对牵制日军起到的实际作用。并希望与美国通过建立双方军事合作为基础，延展到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合作上去，推动中国政治潮流朝着将来组建联合政府方向前进。“
布林德躺在土炕上，窑洞外传来延安夜晚的虫鸣和远处隐约的军号声。他双手枕在脑后，望着窑顶粗糙的石纹。60万美元的箱子就放在床底，用锁锁着。汉斯住在隔壁的窑洞里，一墙之隔。鲁云飞还没有出现，但布林德知道，在这片黄土高原的某个角落，那个年轻人正在等待接头。
窗外，延安的星空格外清澈，银河像一条被撕裂的光带，横贯天际。在这片贫瘠却充满张力的土地上，布林德感到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史迪威和华盛顿的战略算计，一边是延安和重庆的博弈，一边是夏洛克的黄金密令，一边是杨希真托付的信任。
而明天，他就要去拜访那位被全世界称为“周先生“的人，也是老爹口中的**先生，他要亲手转交那笔足以改变许多事情的巨款。
窑洞外，一只蟋蟀叫了起来，声音清脆而执着，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在计算着黎明到来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