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有人告发颜异在家中与宾客私下议论朝政，对武帝新颁布的算缗令口出怨言。这件案子按律应当由廷尉审理，张汤便接手了。但问题在于——那个告发颜异的人，既不是颜异的门客，也不是颜异的同僚，甚至从未见过颜异本人。他只是颜异府上一个最下等的杂役，打扫马厩的，连前厅都进不去。
他的供词中只有一句话：‘颜异与宾客语，宾客称算缗令不便，颜异微笑而已。’微笑而已。没有点头，没有附和，没有任何言语，没有任何行动——只是一个微笑。
张汤便以这个微笑为证据，以腹诽罪将颜异打入诏狱。”
陆悬鱼的呼吸停了一瞬。他刚才在石碑上读到“腹诽者与诽谤同罪”这条律法时，心中涌起的那股深沉的寒意此刻又从脊背升了上来。
他原以为王式是腹诽罪最典型的牺牲品——在家中关着门对妻子发了几句牢骚便被抄家灭族。但现在他才知道，连“关着门发牢骚”都算是“有行动”的。颜异连牢骚都没发，连嘴都没张，连一个字都没说——他只是微笑了一下。而张汤以这个微笑为证据，将一位位列九卿的大司农处以死刑。
“颜异被下狱之后，朝野震动。九卿之中有好几位联名上书武帝，请求重新审理颜异案。武帝将这个案子交给了赵禹复审——赵禹也是酷吏，和张汤齐名，但赵禹在复审之后给出了和张汤完全相反的结论：
颜异之微笑，乃‘闻宾客之言而不置可否’；腹诽之罪，乃‘被告需有诽谤之实’；微笑非诽谤之实，故腹诽之罪不成立。赵禹的复审结论递上去之后，武帝亲自召见了张汤，问他颜异案到底有没有实证。
张汤在武帝面前语塞——他当然拿不出实证，因为腹诽罪本身就不可能有什么实证。但真正让他失宠的，不是没有证据，而是武帝问了他一个问题。
武帝问他：‘颜异微笑一事，卿何以知之？告发者乃马厩杂役，何以闻颜异与宾客之语？’这个问题张汤答不上来。因为那个告发颜异的马厩杂役，根本不可能听到颜异和宾客的谈话。
张汤是在颜异府上安插了密探——不是马厩杂役，是张汤自己的人——用伪造的告发信、伪造的供词、伪造的证人证言，将一个微笑编织成了一条死罪。
武帝明白这一点之后，对张汤的信任便开始动摇了。不久之后张汤自己也被政敌以同样的手法——伪造证据、安插密探、买通告发者——反咬一口，最终在狱中自杀。”
陆悬鱼听完谢道蕴的陈述，左手无意识地攥紧了拳头，指节捏得发白。戒指上那几行簪花小楷安静地悬在他指节上，谢道蕴没有再往下说，只是在等他自己消化。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口问了最关键的问题——
“如何破之？颜异案的卷宗在张汤的辩护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他在规则迷宫中用什么条款来替颜异案辩护？”
谢道蕴的回答极简洁也极精准：
“张汤在自己所写的律法中，从未将‘微笑’正式列为腹诽罪的证据。他当然不敢——因为微笑永远不可能被定义。所以你在规则迷宫里找不到任何一条直接写‘微笑等于腹诽’的条款。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二三七章白玉戒指(第2/2页)
但他写了另一条：‘凡腹诽者，以人证为重，物证次之。’”
陆悬鱼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立刻明白了一切。
人证——这便是张汤在腹诽罪上所有的定罪根基。因为腹诽罪本身不可能有什么物证，他便在自己的律法中规定：腹诽罪的人证优先于物证。既然物证本身不存在，那么只要他能提供一个“人证”，就能合法地定任何人的罪。
但问题在于——人证是可以伪造的。王式的“人证”是那个张汤安插在他家附近、自称听到他在家中向妻子发牢骚的密探；颜异的“人证”是那个张汤自己安插在颜异府上、自称看到颜异微笑的马厩杂役。这些人证没有一个是独立的、可验证的、经得起对质的。
而张汤自己后来被反噬入狱时，也是被同样的手法——伪造的人证——打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