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丁俊：《李林甫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457～492页。
[33] 《册府元龟》卷四，第46页。
[34] 之前仅立周、隋二王后，参见《册府元龟》卷一七三，第2095页。
[35] 《册府元龟》卷四，第46页。
[36] 《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八卫包条下恰好脱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245、1265页）。卫包曾于天宝三载奉旨改古文《尚书》，系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第1428页），以书法知名，开元十六年《石门汤泉记》署“太仆寺主簿文学直集贤殿修书院卫包八分书并篆额”，唐代直官一般出身不高（参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唐代直官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53页），《金石录》录其撰书碑志多种，不过他与李林甫的关系不明。
[37]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122页。
[38] 《宝刻丛编》卷十引《集古录》，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0页。
[39] 《册府元龟》卷三六，开元十三年东封泰山之后，虽然在开元二十三年、二十八年都有封嵩、华之议，但不过是仿效高宗、武后封泰山后，计划再封嵩山的先例，但天宝九载越过嵩山、封华山之议，无疑属自我作古，与玄宗的本命信仰密切相关。这点朝臣亦不讳言：“况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白帝临坛，告陛下长生之箓。”（第403～405页）
[40]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4页；卷二三《礼仪志》，第904页；《新唐书》卷五《玄宗纪》，第147页。
[41] 窦臮《述书赋》注云其“兼象纬之术”，参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六，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第166页。
[42]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9～50页。
[43] 《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904页。按华岳庙碑高五十余尺，是见诸记载唐人所立最高大的石碑，是典型的政治景观，相关讨论见本书第四章。
[44] 《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第927～928页。
[45]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4页。
[46] 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第362～369页。
[47] 《旧唐书》卷一九〇《杜甫传》，第5054页。关于杜甫献赋的时间，历来多取天宝十载说，张忠纲《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一文据《朝献太清宫赋》“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士之议，承汉继周，革弊用古，勒崇扬休。明年孟陬，将摅大礼以相籍”定为天宝九载冬（《文史哲》2006年第1期，第66～69页）。
[48] 杜甫：《朝献太清宫赋》，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869～2871页。
[49] 杜甫：《朝享太庙赋》，《杜甫集校注》，第2892页。按“闰”，原作“门”，据《文苑英华》《唐文粹》改。
[50] 杜甫：《朝献太清宫赋》，《杜甫集校注》，第2872页。
[51] 《唐大诏令集》卷六八《天宝十载南郊赦》，第381页。
[52] 杜甫：《有事于南郊赋》，《杜甫集校注》，第2914页。
[53] 甲子作为干支之始，往往被赋予了革新的政治象征意义，参见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34～342页。历代术士发挥其意义者不乏其人，《泊宅编》卷五：“道士王裕，福唐人，术数颇工，常云：‘天运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甲子备，谓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今正行鬼元，后十八年复行天元，当有太平之应。’又云：‘唐明皇时，正行天元故也。’”（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此处王裕所云玄宗时正行天元，即指开元十二年甲子，或与《大衍历》之编纂有关。
[54] 杜甫曾描述自己当时的困窘“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进封西岳赋表》，见《杜甫集校注》，第2938页）。
[55]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4页。
[56]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四，第27～28页。
[57]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5页；卷四五《舆服志》，第1954页。
[58] 《新唐书》卷三三《天文志》，第865页。
[59] 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附录三《古今“五星聚”一览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
[60] 黄一农：《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见《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61] 尾宿的宽度约18度，其大约位置在245度至263度之间，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6～222页。
[62] 《宋书》卷二五《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6页。另参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三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81页。
[63] 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见王健文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政治与权力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77～190页。
[64] 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一书第五、六两章以彗星见与五星凌犯为例，对星象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做了梳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5～285页）。
[65] 参见黄一农：《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荧惑守心”》《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两文（《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第24～71页）。
[66] 韦兵《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一文曾述及宋初五星聚奎这一天象如何在两宋间不断地被重新诠释并赋予新解（《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27～34页）。
[67] 《宋书》卷二五《天文志》，第735～736页。
[68] 《开元占经》卷一九，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152页。
[69] 这一占词是关于五星聚常见而权威的表述，《史记》卷二七《天官书》云：“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4年，第1575页）其后历代正史《天文志》大都沿袭此说。
[70] 黄一农《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一文以为五星聚乃是吉兆，预示着明主将出，但所谓的吉凶是相对而言，五星聚房，于周武为大吉，于商纣则为大凶。五星聚东井，于汉高为吉，于嬴秦则为凶。而关于星聚，《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的经典解释为：“三星若合，其宿地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公王。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第1575页）按“三星合”至“五星合”呈一种递进关系，三星合、四星合都是兵丧并起的凶兆，则五星合也不能被理解为吉兆，特别是对当朝天子而言。
[71] 《旧五代史》卷二九《唐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6年，第459～460页。
[72] 因此时人论及四星聚、五星聚，皆将其视为新朝受命的依据，例如《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太祖纪》叙受命之符：“时议者曰：‘昔武王胜殷，岁集于房，国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羑里，而卦遇明夷，帝脱于邺，大衍之数，复得明夷，则周为国号，符于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张，占者云，当有帝王兴于周者。故汉祖建国，由平阳、陕服趋洛阳以应之，及隐帝将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虢之胄，复继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异乎。”（第1699页）因此这种天象容易成为叛乱者号召起兵的借口。
[73]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第6899页。按韦英墓志署三恪韩国公元伯明书并篆额（《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475页），凑巧的是韦英卒于天宝九载八月十二日，葬于十一月十七日，制作墓志时元伯明很可能已被废，但在志文中仍自署为三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