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侍诏夏贺良等言赤**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0页）另参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古史辨》第5册，第477～483页；杨向奎：《西汉今文经学与政治》，见《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79～290页。武则天专权时，亦有唐再受命之谶，可知此种学说对唐人而言并不陌生，参见《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第918～919页。
[75] 根据江晓原、钮卫星的推算，五星聚的天象结束于九月乙未，所谓“集议之后，晴空万里”的天象变化或许是指五星聚的天象恰好在集议后的几日内消失。
[76] 武周一朝的故事作为重要的当代史背景对于我们理解玄宗朝的政治具有特别的意义，上文已经指出，由于武周革命时曾经改承周、汉正统，使之成为周、唐不同的重要标志。因此，尽管所谓再受命之说或许是玄宗认可的办法，但操作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还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例如从杜甫所献三大礼赋来看，玄宗改承周、汉的理论依据与武后载初改制接近，容易落人口实（参见《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赦》，第18～20页）。因此一旦当玄宗对李林甫失去信任之后，这个问题很容易成为杨国忠攻讦李林甫的借口。
[77] 新刊元伯明之子元份墓志为我们提供了其家族的情况，元伯明的父祖皆仅仕至县令、县丞，“皆抗迹高人，栖迟下位”。元份则在其父元伯明卒后袭爵，继为三恪，拓片刊《风引薤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2页。
[78] 杜甫献赋的具体时间不明，杜甫《进封西岳赋表》中云“克生司空”，杨国忠天宝十三载二月守司空，历代注杜者系于天宝十三载，可从。参见《杜甫集校注》，第2940～2941页。
[79] 杜甫《封西岳赋》，《杜甫集校注》，第2943页。
[80] 杜甫《封西岳赋》：“虽东岱五岳之长，足以勒崇垂鸿，与山石无极。伊太华最为难上，至于封禅之事，独轩辕氏得之。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杜甫集校注》，第2942页）。
[81] 玄宗御制《西岳太华山碑》，《唐文粹》卷五十，四部丛刊本。值得注意的是，玄宗的华岳信仰是杂糅的，带有道教及民间祠祀色彩，如开元十年，于岳上置道士观，修功德（《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904页），而唐人诗文中，华岳多巫女，如元稹的名篇《华之巫》（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63页），这与儒家的封禅学说并不完全一致。
[82] 杜甫：《进封西岳赋表》，见《杜甫集校注》，第2939页。
[83]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7页；《册府元龟》卷八六，第1027页。
[84] 从天象来看，影响较大的还是荧惑守心，日蚀尽管也是常见的灾异，但至唐代已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日蚀救护礼仪来应对，参见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3～257页；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第176～189页。
[85]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9页。
[86] 《新唐书》卷三三《天文志》，第856页。
[87] 《册府元龟》卷一一，第117页；《旧唐书》卷一〇八《韦见素传》，第3277页。
[88]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68页。
[89] 《旧唐书》卷三六《天文志》：“尾、箕，析木之次也。寅初起尾七度，中箕星五度，终斗八度。其分野：自渤海九河之北，尽河间、涿郡、广阳国，及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乐浪、玄菟，古之北燕、孤竹、无终及东方九夷之国，皆析木之分也，尾得云汉之末流，北纪之所穷也。”（第1316页）
[90] 或因此史思明称帝后，尽管自居于正统，“以禄山为伪燕”，但并没有放弃燕的国号（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0页）。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本书第三章。
[91] 尽管目前很少有关于安史政权如何制造“金土相代”社会舆论的记载，但唐末黄巢与朱温这两个同样以金德自命政权的事例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黄巢建号大齐后，陈符命曰：“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王，宜改年为金统。”（《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第5393页）朱温“自谓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献鹦鹉，诸州相继上白乌、白兔洎白莲之合蒂者，以为金行应运之兆”（《旧五代史》卷三《梁太祖纪》，第54页）。唐哀帝禅位诏书中亦提到：“今则上察天文，下观人愿，是土德终极之际，乃金行兆应之辰。况十载之间，彗星三见，布新除旧，厥有明征，讴歌所归，属在睿德。”（《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纪》，第811页）五代割据的政权中亦是如此，王建玉册云“金承土运，开国于坤”，并叙及“禾生九穗，麦秀两歧”等祥瑞（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图版陆贰、陆叁）。
[92] 唐之前的十六国、北魏，之后的辽、金皆是如此，参见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47～56页；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见《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31～40页；陈学霖：《“大金”国号之起源及释义》，见《金宋史论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见《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88～115页。
[93]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因为之解图谶，劝之作乱。”（第6905页）
[94] 《新唐书》卷二五《五行志》，第913页。另吕博《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二王三恪”为线索》一文据陈子昂《大周受命颂》，认为武周一度自居火德，之后才改为金德（《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25～126页）。
[95] 陈寅恪：《武曌与佛教》，《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4～169页；饶宗颐：《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3分，第397～412页；antonino forte：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italy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kyoto，2005；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第五、六章，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年，第223～324页；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岳渎投龙与武周革命的政治宣传”，第153～166页。
[97] 荣新江：《胡人对武周政权之态度——吐鲁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校考》，见《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04～221页。
[98]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第11723页。按《册府元龟》此卷所收安国、康国表文，文辞稍欠雅驯，或系自粟特文翻译而来，更有可能直接反映了粟特人本身的思想观念。
[99] 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74～282页。按本文原题作《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增订后复收入《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今据增订本。
[100] 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282～290页；尤李：《〈悯忠寺宝塔颂〉考释——兼论安禄山、史思明宗教信仰的多样性》，载《文史》2009年第4辑，第107～132页；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62页。
[101] 马凌虚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圣武00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24页。按圣武元年马凌虚墓志记其为“大燕圣武观故女道士”，而马凌虚“天宝十三祀，隶于开元观”，推测圣武观系开元观改名而来。彭文峰《大燕马凌虚墓志考释》一文中已指出了这点（《唐代墓志中的地名资料整理与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438页）。
[102] 封安立墓志云：“因寺连帝讳，因改为顺德寺焉，则和上又为顺德寺之高僧也。”（邓文华编著：《景州金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12～213页）
[103] 吴光华：《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见淡江大学中文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第218～223页。
[104] 《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72，第1811～1812页。
[105]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36页。
[106] 中唐以后河北士人大都自外于两京士大夫社会，多以刀笔之才仕于藩镇幕府，因唐末五代之乱世，方得以崛起于政治舞台，其中以冯道最为知名（参见陆扬：《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见《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6～174页）；不过河北士人这一边缘化的倾向，或可上溯至安史乱前。
[108] 《安禄山事迹》卷上，第83页。
[109]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4～225页。
[110] 《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4～95页。
[111]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41～6942页。
[112]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05页。
[113]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31页。
[114] 《资治通鉴》关于河北起兵的系时框架，以颜真卿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中起兵为最早，景城等六郡随即响应。其兄颜杲卿次年正月初在常山起兵呼应，由于常山扼井陉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起兵八日便遭安史军队围攻，于正月壬戌失陷。则颜真卿及景城的起兵不可能晚至次年二月。而至德元载十月安禄山重新平定河北后，军事压力已逐渐转向睢阳张巡方向，并无二年春景城仍在唐军手中的可能。关于颜真卿河北起兵的综合性讨论，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1～261页。
[115] 但据严希庄墓志所述：“公乃□列刃，挺出重围，剑及于通衢，弓及于近郊之外，望所天不至，投兵而呼，君子记其词曰：从父之死，孝也，临难不避，勇也，吾兄能报吾死。遂束身就擒，享年卅。与魏州府君同日并罹冤酷。”从墓志的行文来看，似乎当理解为被俘后即刻被杀。
[116]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53页。
[117]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