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 《旧唐书》卷二二〇上《安禄山传》，第5371页；《新唐书》卷二二五《安禄山传》，第6421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11～7012页。按改元载初事，仅见于《新唐书》。
[119] 根据现已发现的使用安史年号墓志来看，可以判断载初年号并未实际行用，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本书第三章。
[120] 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见《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4～333页；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49～67页。
[121] 据严复墓志，严氏以冯翊为郡望，著籍于渤海，其家族之前与洛阳毫无干系，所谓“迁神于故乡”云云颇显不经，不过是作为燕朝新贵，效仿当时士大夫的风尚，改贯东都罢了。
[122] 这种模仿包括了从文化到物质形态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墓志的制作中体现等级制，由词臣与著名的书法家撰文、书丹等。严复墓志是目前所见规格最高的燕政权墓志，长、宽达90厘米，在礼制较为严格的初唐，仅少数三品以上的高官才能使用。其子严希庄的墓志尽管也制作精美，但规格稍逊，长、宽各60厘米，基本与父子两人赠官的官品相合。参见赵超：《古代墓志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150～152页。
[124] 严希庄墓志的作者房休也是燕中书舍人，可见这一葬礼所具有的浓重官方色彩。
[125] 北宋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宋最初承周为火德，但后来对于是否要越过五代，直接绍唐之正统，曾有数次争论。参见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见《宋史论集》，第1～23页。学者多认为欧阳修《正统论》中提出的“绝统”之说，否定了五行相生的连续性，是正统论转变的关键。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39～44页；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见《宋史论集》，第125～174页。但值得留意的是唐越南北朝而承汉、宋越五代而承唐这些关于德运所承的具体议论，已包含了正统暂绝的意味。欧阳修“绝统”说的提出，或许折射的正是政治实践层面的困境对观念的反馈。
[126] 唐初承隋与宋初承周一样，都是在较为仓促的情况下确定德运。李渊初受禅，未必逆料到不仅能削灭群雄，而且开辟盛世。因此在国运昌祚之后，早先所承的或短命或偏于一隅的政权便显得不能匹配，导致了德运之争的再起。《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赦》对此有准确的描绘：“我国家创业，有意乎改正朔矣。所未改者，盖有由焉。高祖草创百度，因循隋氏；太宗纬地经天，日不暇给。”（第19页）
[127] 这方面学者讨论甚多，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02～106页；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见《宋史论集》，第125～174页；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见《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61～87页；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第五章“灾异政治文化的转变”，第259～304页；邱靖嘉：《天文分野说之终结——基于传统政治文化嬗变及西学东渐思潮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第34～35页。
[128] 如《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记永徽四年陨石落于同州冯翊县，高宗问，“此何祥也？当由朕政之有阙”，于志宁答曰：“自古灾变，杳不可测，但恐物之自尔，未必关于人事。”（第1350页）显示出摆脱天人感应思想的理性主义精神，更有名的例子大约是姚崇驱蝗，参见《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第3023～30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