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 《旧唐书》卷一一五《崔器传》，第3373页。按萧华归国之初，正处于政策的转变期，故仍有颇为惶恐的一面：“许归故国之田园，退守先人之坟墓，则在臣之志愿荣望毕矣。”参见萧华：《谢试秘书少监陈情表》，《文苑英华》卷六〇二，第3125页。
[159] 《册府元龟》卷六四引乾元二年八月乙卯诏则进一步减轻了对陷伪官员的处分：“宜令中书门下类例三司先所贬官，各据科目，均平改拟。”（第715～716页）
[160]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36页。
[161]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72页。
[162] 《唐大诏令集》卷九《广德元年册尊号赦》，第57页，除此之外，还赦免了安禄山、史思明的戚属，“其安禄山史朝义亲族、应在诸道一切原免”。
[163] 《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以来用刑为戒。及河洛平，下诏河北、河南吏民任伪官者，一切不问。得史朝义将士妻子四百余人，皆赦之。仆固怀恩反，免其家，不缘坐。剧贼高玉聚徒南山，啖人数千，后擒获，会赦，代宗将贷其死，公卿议请为菹醢，帝不从，卒杖杀之。谏者常讽帝政宽，故朝廷不肃。”（第1416页）
[164] 《旧唐书》卷九九《萧华传》，第3096页。按萧华拜相的时间，本传云在上元元年十二月，《旧唐书·肃宗纪》《新唐书·宰相表》《资治通鉴》皆系于上元二年二月。
[165] 目前传世者有十余篇邵说为郭子仪代拟的表奏，包括著名的《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可知其颇受郭子仪信用。
[166] 《旧唐书》卷一三七《邵说传》，第3765页。
[167] 《旧唐书》卷一二四《薛嵩传》，第3525页；《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36页。另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云，“初怀恩之讨朝义也，深结归命之帅，阴有将叛之心”，则归咎于仆固怀恩的说法或在其叛后不久便已流行（《文苑英华》卷九一五，第4816页）。
[168] 其中较为代表性的有黄永年：《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的重建》，见《文史存稿》，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52～268页；王寿南：《仆固怀恩与肃代时期的政治》，见《唐代人物与政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第107～109页；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26页。
[169] 萧颖士：《登故宜城赋》，《文苑英华》卷一二八，第586页。
[170] 《太平广记》卷一二二引《谭宾录》，第859页。
[171] 贾宪保：《从〈旧唐书〉〈谭宾录〉中考索唐国史》，见黄永年主编：《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1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6～165页。
[172] 《旧唐书》卷一一五《崔器传》，第3374页。按《册府元龟》卷九四一所引文字更近于《谭宾录》，可证《谭宾录》亦出自国史（第11091页）。
[173] 《旧唐书》卷一一五史臣曰持论更显苛刻：“自古酷吏滥刑，幸免者多矣，苟无强魂为祟，沮议者惑焉。器深文乐祸，居官令终，非达奚诉冤，无以显其阴责矣。”赞曰，“崔器深文，达奚作祟。七子伊何？李承为最”，认为同传七人中以李承行迹最值称道，巧合的是李承亦曾有陷伪经历（第3380页）。
[174] 《唐会要》卷七九，第1730页。
[181] 《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第2151页。
[182] 韦述国史最初以玄宗末为下限，后经柳芳、令狐峘等修订并增补了肃宗朝的史事。参见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第157～165页。
[183] 元稹：《与史馆韩郎中书》，《元稹集校注》，第848页。
[184] 《册府元龟》卷一四〇，按《册府元龟》系其事于元和元年，“元年”系“九年”之讹（第1691页）。
[185] 《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64，第1805页。
[187] 《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第4735页。
[188] 苏颛墓志，拓本刊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390～391页。按天宝十五载二月高元珪墓志署“国子司业苏预撰”，可证工部侍郎之衔系燕所授（《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113，第664页）。
[189] 《旧唐书》卷一一三《苗晋卿传》，第3350～3351页。
[190]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87页。
[191] 李华：《唐丞相故太保赠太师韩国公苗公墓志铭并序》，《唐文粹》卷六八，四部丛刊本。
[192] 《杜甫集校注》卷六，第1612页。
[193]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王维传》，第5052页。
[194] 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99页。
[195]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50页。
[196]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版，第434页。
[197] 在唐宋变革说的关照下，这方面的讨论尤多，概论性的梳理可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140页。
[198] 路育松：《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19～128页。
[199] 遗民这一群体及其内部的复杂性，因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出版而广受学界关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近年学者复留意到民初遗民在新旧夹击下的状态，即历代遗民皆因气节而受士大夫推重，但至民初，清遗民转而成为“守旧”的象征，遭人讥笑，“遗民”变成了“遗老遗少”。参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200]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六《处置受贼伪官陈希烈等诏》，第680页。
[201] 《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岘传》，第3345页。按此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做了更加显豁的改写：“天子南巡，人自逃生。”（第7049页）
[202]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58页。
[203]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71页。尽管《资治通鉴》的叙事融汇各种公私记载，非直接出自唐人之手，但从保存的唐代文献来看，亦直言不隐，如《安禄山事迹》云：“銮驾自延秋门出，百官尚未知。明日亦未有来朝者。”（第104页）
[204] 《宋本册府元龟》卷九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665页。按“垍”，原作“洎”，据明本改。
[205] 《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卢奕传》，第4894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9页。
[206] 《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卢奕传》，第4894～4895页。另参《唐会要》卷八〇，第1756～17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