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相关考释参见张明：《唐〈姚辟墓志〉考释》，《唐史论丛》第2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263～268页。
[34] 姚伾墓志记“以圣武二年□月廿日，陪葬于先茔之西北三百步，礼也”，月份恰好漶漫，而姚辟葬于是年四月廿日，日期与姚伾同，推断所缺者盖“四”字。
[35] 姚辟墓志志盖题“姚府君墓志铭”，亦未书国号。
[36] 《新唐书》卷二〇三《李华传》：“惟天下士大夫家传、墓版及州县碑颂，时时赍金帛往请”（第5776页）。
[37]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庆绪传》，第6421～6422页。
[38]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42页。
[39] 《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9页。
[40] 章群：《通鉴、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第27～44页。
[41] 除此之外，房山石经中也有圣武二年三月题记，但未见用载初年号者，参见《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05页。
[42] 其中尚需辨析的是贺兰君妻豆卢氏墓志，此志志文简短，仅数十字：“载初元年九月十四日，故泽州录事参军贺兰府君夫人豆卢氏墓。圣武二年二月十八日，曾孙将举大事，不获皇考，不克祔葬，已俟他岁，求于良圣记。”前揭冻国栋文对此志有详细讨论，认为此志两处提及安史伪号，并将“将举大事”推测为结众抗击安禄山，似对文意有所误读。按志文所谓“曾孙将举大事，不获皇考，不克祔葬”，是指试图将贺兰府君及妻豆卢氏合葬而未果，因此文中的载初，是武后所用的年号，系豆卢氏初葬的年份，与安史无涉。
[43] 查屏球已指出了这点，参见《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第379～380页。当然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由于安禄山于圣武二年正月被杀，若安庆绪遵循逾年改元之义，则要至次年才改元载初，但至十月唐军便收复洛阳，安庆绪出奔相州，载初年号或曾颁布，但未及行用。
[44]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12页。
[45]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5页。但《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庆绪传》云，“二月，肃宗南幸凤翔郡，始知禄山死”（第5372页），则唐廷较晚才获悉此事。
[46] 《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8页。
[47] 《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0页。
[48] 《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弘靖传》云其长庆初“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知安禄山墓在范阳，此是史思明招魂葬后建造的坟茔（第3611页）。
[49] 直到至德二载十月唐军兵临城下之际，安庆绪仍为严庄之父严复、弟严希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50]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第6418页），卷二二五上《史思明传》（第6430页）。按《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云“贼窃号燕国，立年圣武”（第5371页）。
[51] 冻国栋《读〈大燕故魏府元城县尉卢府君（涚）墓志序〉书后》一文受此误导，将卢涚墓志中“大燕元年正月廿七日”理解为顺天元年，恐不确（第205页）。事实上，细绎墓志中“属天地草创，家国未宁，公以忠信自持，回避无顾”等略显含糊的描述，可以推测圣武元年正月死于魏州官舍的卢涚更有可能是因为仕伪，被颜杲卿领导的义军所杀。
[52] 《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110页。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明确记载安禄山所建国号即为“大燕”（第6958页）。
[53] 李碧妍指出与安禄山不同，史思明称帝后，急于举行郊天大典，有一系列整备礼制的计划，崇重佛教，军队中也不再以蕃将占据主导，显示出了较强的汉化倾向（《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86～289页）。另本书第二章对前后燕之间在政治、军事结构的变化也有论述。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前燕政权的政治中心在洛阳，因此如严复等皆自河北归葬于此，而史思明虽亦控制洛阳，但死后却归葬范阳，其“号范阳为燕京，洛阳周京，长安秦京”（《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思明传》，第6430页），似仍以范阳为根本。
[54] 由于志文中未出现年号，仅志题署“大燕”国号，《唐代墓志汇编》将其系于安禄山时。彭文峰《〈大燕赠右赞善大夫段夫人河内郡君温城常氏墓志铭并序〉系年考论》已注意到志文中“前燕”一词，将其系于顺天中（《唐代墓志中的地名资料整理与研究》，第416～419页），大致可从，更稳妥的办法是将墓志系于后燕。
[55] 《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页。
[56] 按宋微是在史思明攻占洛阳后陷伪的，故所谓“大燕创业”，只能是后燕而非前燕。
[57] 根据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册、哀册，称之为“昭武皇帝”（《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载《文物》1991年第9期，第30页）。对于“昭武”之称的含义，学者意见分歧，袁进京《唐史思明玉册试释》认为表现了粟特人的身份认同（见于炳文编：《跋涉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55～256页）；陈尚君则怀疑“昭武”模仿的是十六国后燕慕容熙的谥号，如果后一种推测可以成立，倒是为史思明集团的“后燕”认同提供了证据，参见《石刻所见玄宗朝的政治与文学》，见《贞石诠唐》，第54页。
[58] 志文提及其子令望为奉谏郎行光禄寺丞上柱国赐绯鱼袋仍中书驱使，从其任官来看，当具文才，这也为志文存微言大义提供了一旁证。
[59] 安史一方亦制作或利用关于“燕”的谣谶，如“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一贯钱”（《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页）。尽管姚汝能将其解释为“毡上一贯钱者，言禄山只得一千日”，但这只不过是安史之乱平定后解释的转义。安禄山云“才入洛阳，瑞雪盈尺”，明显是将此视为燕兴起的祥瑞。
[60]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思明传》作“大圣周王”，第6430页。检《太平御览》卷一一二引《唐书》《旧唐书·史思明传》皆作“大圣燕王”，知《新唐书》误。
[61] 或许我们也因此能够理解史思明命官稷一撰写的安禄山、安庆绪墓志，并没有用代表皇帝的玉册之礼，是出于对前朝有所贬损。同样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随葬的也是墓志而非玉册。但在史思明墓中发现了玉册，相关考古信息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载《文物》1991年第9期，第28～39页。
[62]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至德001，第670页。
[63] 时官爵猥滥，“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24页）。
[64] 《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第91页；《周书》卷二七《蔡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443页。
[65] 弥姐显明造像碑、弥姐后德造像碑，拓本及释文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铜川市药王山管理局编：《陕西药王山碑刻艺术总集》第4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3～15、24～43页。
[66] 弥姐亮虽系蕃人，但父、祖皆未仕宦，应当并不是蕃部中的豪酋，对其地位不宜估计过高，且乱中“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24页）。
[67]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68]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7页。
[69]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葬日系事先卜定，墓志在落葬前也已刻成，并非完全的实录。另值得一提的是赵怀琎墓志，目前各书皆系于至德二载九月，但墓志中实未出现至德年号，志文云赵怀琎“以天宝十五载三月四日归化于西都静恭之私第”，“明年九月季旬之二日，合祔于北邙原”，赵怀琎恰好是在双方激战正酣时，从长安归葬洛阳。需要指出的是直至是年十月，洛阳发现的墓志仍一律行用圣武年号，而此方墓志右上部残损，已不见志题，颇疑此志当题燕国号。拓本刊《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07页。
[70] 《旧唐书》卷一九一《明崇俨传》，第5097页。
[71] 明希晋墓志，《唐代墓志汇编》至德002，第1731页。
[72] 王元妻元氏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第752页。
[73] 辛庭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02，第1762页。
[74] 叶昌炽对此类现象曾有概括：“又若闰朝僭号，讳于纳土之余，吴越钱氏诸碑有建元者，宋初纳土后皆毁去。所毁经幢尤多。叛镇纪年，削自收京以后。悯忠寺宝塔颂，史思明纪年皆磨去，重刊唐号。”（《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九，第532页）正是由于石刻具有景观效应，于是碑刻的建造、破坏、重建乃至改刻往往透露出政治风向的变化，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本书第四、五章。学者指出在青铜器上便已出现类似的情况，参见来国龙：《记忆的惩罚：春秋时期铜器上有意磨毁改刻的铭文》，见朱渊清、汪涛编：《文本·图像·记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