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之前学者多指出史思明于至德二载十二月归唐，故碑刻十一月误，《金石萃编》卷九一汇录了诸家意见（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但做进一步考察的话，《旧唐书·肃宗纪》记十二月己丑，史思明归唐。按十二月甲辰朔，无己丑，故《新唐书·肃宗纪》改为乙丑，《资治通鉴》从之，其实至德二载十一月乙亥朔，十五日恰为己丑，若此史思明归唐的时间，实录系错月份的可能性更大。
[76] 《金石萃编》卷九一引《庚子销夏记》等皆已注意到碑文所记肃宗“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的尊号是在至德三载正月才上的，并非当时实录（参见《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1页）。
[77] 悯忠寺宝塔颂的拓本见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较为细致的研究可参见尤李：《〈悯忠寺宝塔颂〉考释》，载《文史》2009年第4辑，第107～132页。
[78] 彭文峰：《大燕马凌虚墓志考释》，见《唐代墓志中的地名资料整理与研究》，第438页。
[79]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104～107页。
[80]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乾元008，第680页。
[81]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7页。
[82] 李百勤编：《河东出土墓志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83] 除此之外，查屏球曾指出《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元001所收张备妻李三娘墓志（第682页），云其上元元年十一月葬于洛阳，在史思明治下仍有用李唐年号者。按检核墓志，不难注意到张备卒于永徽元年，李三娘卒于上元元年，此系高宗所用上元年号，非肃宗时，《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系年有误。（《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第383页）
[84] 贾君墓志、盖，刊大同市考古所：《山西大同西北郊五代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16年第4期，第26～31页。墓志仅刻志题，考古报告认为其为五代刘守光行用燕国号的墓志。刘未《贾府君墓》一文指出刘守光控制的范围未曾至大同，而且墓的形制及出土文物（彩绘陶罐、铜镜等）的组合反映的是天宝年间样式，当定为行用安史年号墓志（“鸡冠壶”，2016年5月29日），今从之。
[85]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第1386～1387页。
[86] 关于高秀岩之前的经历，只知其曾隶于哥舒翰麾下，参与攻克吐蕃石堡城之役，似非安禄山旧部（《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第3213页）。清代金石学家曾著录《渤海郡王高秀岩墓碑》，如武亿：《授堂遗书》第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7～18页。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据同治《稷山县志》辑出，并考订其系伪托（第729页）。
[87]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4页。
[88]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第6417页。
[89]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44、7048页；《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史思明传》，第5379页。
[90] 卫思九墓志，《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墓志卷》，青岛，青岛出版社，济南，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2013年，第141页。初步讨论见樊英民：《山东兖州的四件唐代碑志》，《唐研究》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0～361页。
[91]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13～7114页。其中六月甲寅条，胡注已指出：“按上卷五年冬书兖郓节度使能元皓。详考本末，‘青密’恐当作‘兖郓’”，而卫思九恰是在上元二年六月廿九日下葬，志文提及“时兖郓节度使、刑部尚书能公”，可证《资治通鉴》之误。
[92]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乾元元年九月：“贝州刺史能元皓为齐州刺史、齐兖郓等州防御使。”（第253页）
[93]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18页。
[94] 关于这段时间河南战场局势的分析，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36～57页。
[95] 此处所谓卒葬年资料完整，系指在不影响统计情况下，个别如卢式虚妻崔氏墓志，虽因志石残泐无法知其确切的卒、葬日，但其卒、葬在同月则无疑问，因此也列入。
[96] 甚至一些出自显宦家族的墓志亦写作草率，如显圣二年十月落葬的孙公是开元中“为王言之最”的大手笔孙逖之子，但寥寥三百余字的简短志文竟混淆了其卒月与葬月，“维显圣二年，岁在壬寅，秋七月十三日，河南府孙君卒”，“即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于南县通乡之原”，错乱至此，可知志文当出自下层文士之手。
[97] 概观性的研究可参见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第52～68页。一些资料丰富的个案也早为学者所留意，如第二章中述及的崔祐甫家族，参见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第122～125页。
[98] 《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76页。
[99] 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士大夫抛弃家园财产，南下避难，虽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但因此导致生活困顿者，亦不稀见，如与李粲出自同族的李震一家，其妻王氏墓志云：“及中原盗贼，士多以江海为安。而夫人第二息珉求禄乌程，东征之故，自此始也。后长息端吏弋阳，次息韶吏扬子，珉又淮阴长。南浮北流，滞淹星岁。曰余小子遭寇难，往谪来蹇，食贫用拙。两地空匮，而千里为恨。”（《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77页）李震本人卒于天宝十四载四月，安禄山起兵后，其妻王氏奔于江淮，十余年间辗转依附于在南方任官的诸子，至大历八年卒于扬州，至死都未能北返。
[100]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大历三年闰六月：“以尚书右丞韦元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观察等使。”（第289～290页）
[101] 李峦墓志，《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24，第1854页。
[102]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461页。
[103] 李从偃墓志，《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640页。
[104] 墓志题作“义葬墓志铭并序”，拓片刊《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墓志卷》，第142页。
[105]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72页；《唐大诏令集》卷九《广德元年册尊号赦》，第57～58页。
[106] 从这方义葬墓志的行文来看并无宗教色彩，系由地方官员私人出资、主持的救济事业，但据学者的研究，义葬、义食这类观念的流行与佛教福田思想有关，参见刘淑芬：《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新史学》5卷4期，第1～14页。
[107] 归葬合祔对于唐代士大夫而言是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参见郑雅如：《亲恩难报：唐代士人的孝道实践及其体制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第158～167页。
[108]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张后胤传》，第4951页。按张义琛及妻孙氏墓志记张后胤获赠礼部尚书、新野县开国公。
[109]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张澄官位不高，但为其父撰写墓志的祁顺之是燕户部侍郎，地位显赫，或是张义琛生前旧友。
[110] 《旧唐书》卷五八《唐晙传》，第2307页；《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第6682页。
[111] 按丧葬择时是当时普遍的思想，但志文中提及的“择时”，往往也有作为饰词的一面。如桑萼及妻王氏墓志记其肃宗元年十一月卒于史朝义控制下的洛阳，后一直“攒窆洛城南缠私第”，尽管墓志自称“久俟通年，获此龟吉”，故至贞元五年八月方才归祔河南县平乐乡。但阅读志文不难发现，近三十年后得以完成合祔的真正原因是“爱子曰初，朝散大夫、试鸿胪卿”，稍振家声，才能“倾家尽产，卜宅从仪”（《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23，第1853～1854页）。
[112] 贺兰广福昌尉之任虽称不上显达，但足以帮助重新安葬，类似的情形见第二章中讨论过的蒋清一家。王衮任伊阙主簿后，完成了迁延达二十年之久的卢氏与蒋清的合祔。事见王汶妻蒋氏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01，第879页。
[113] 相关讨论参见吴羽：《五音姓利与北朝隋唐的葬埋择吉探微》，载《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18～128页。
[114] 关于郑虔墓志的讨论，可参见陈尚君：《〈郑虔墓志〉考释》，见《贞石诠唐》，第207～232页。
[115]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8页；《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庆绪传》，第6424页。
[116] 《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第36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