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尹知章传》，第4974页。
[33] 《唐六典》卷四，第120页。
[34]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6页。
[35] 《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第3244～3245页。
[36] 正因为金石相间会产生独特的视觉效果，想到这一办法的并不止玄宗一人，富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徽宗于崇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诏，“中书省检会应颁降天下御笔手诏摹本已刊石迄，诏并用金填，不得摹打，违者以违制论”（《宋会要辑稿·崇儒》，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4页），与玄宗可谓不谋而合。
[37] 《旧唐书》卷九九《张嘉贞传》，第3092页。
[38]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第3671页。
[39]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页。另可参考东渭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如王翰章：《唐东渭桥遗址的发现与秦汉以来的渭河三桥》，见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65～270页。
[40] 这一点在德宗御撰的《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中有明确的表达：“东渭桥抵王城东北四十里，而国之廪积在焉。始晟于此驻孤军，纠群帅，俟时而动，一举成功。予是用扬其美而纪其功，以明事之有因，谋之有素也。”（《文苑英华》卷八七一，第4595页）
[41]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史臣曰：“而德宗皇帝听断不明，无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谗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权，丁琼之言，诚堪太息。虽龊龊刻渭桥之石，区区赐烟阁之铭，亦何心哉！”（第3687页）虽意在批评德宗听信谗言，疏远功臣，但亦可见渭桥建碑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42]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第8979页。
[43] 《吴越备史》卷一，傅璇琮等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6198页。
[44]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91年第5期，第1～10页。
[45] 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见《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7页。
[46] 这一信息蒙张学锋教授赐告。另该碑录文与考释，见孙爱芹、于康唯、郑洪全：《读江苏徐州新出土“太原王公德政碑”》，载《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第84～92页。
[47] 《南史》卷五一《萧明传》，第1271页。
[48] 《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第1648页。
[49] 权德舆：《唐故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刘公墓志铭并序》，见《权德舆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18页。
[50] 霍巍、李永宪：《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载《考古》1994年第7期，第619～623页。
[51] 《中蒙学者调查发现汉代〈封燕然山铭〉石刻》，载《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18日。
[52] 朱玉麒：《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载《文史》2005年第4辑，第146页。
[53] 《唐会要》卷二七，第606页。
[54] 《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904页。
[55] 达奚珣：《华山赋》，《文苑英华》卷二八，第127页。
[56] 王建：《华岳庙二首》，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34页。
[57] 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0～161页。
[58] 郑綮撰：《开天传信记》，《教坊记（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1页；另参《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904页。
[59] 达奚珣：《华山述圣颂序》，《文苑英华》卷七七三，第4072页。
[60] 玄宗以吕向为镌勒使，《新唐书》卷二〇二《吕向传》，第5758页。今存孙逖《春初送吕补阙往西岳勒碑得字云字》、徐安贞《送吕向补阙西岳勒碑》诗两首，关于吕向的生平可参见傅璇琮：《唐代翰林学士传论》，第183～191页。
[61] 按唐一尺约折合公制29.5～29.6厘米，此据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62] 王铚：《默记》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25页。按此碑残石清代仍有所见，毕沅《关中金石记》卷三云仅存“驾如阳孕”四字（《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9年，第10671页）。
[63] 《唐会要》卷二七记立华岳庙碑事后小注云：“旧路在岳北，因是移于岳南也。”则华岳庙碑落成后，玄宗为了让更多行人有机会目睹这一巨制，特意将官道改向（第606页）。中唐张籍《华山庙》曾述及热闹的景象：“金天庙下西京道，巫女纷纷走似烟。”（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75页）
[64] 《册府元龟》卷四〇，第453页。
[65]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98页。
[66] 苏颋：《大唐封东岳朝觐颂并序》，《唐文粹》卷一九下，四部丛刊本。
[67] 张说：《上党旧宫述圣颂并答制》，《张说集校注》，第569页。
[68] 玄宗特命韦虚心出镇潞州，预作筹备，韦虚心墓志云：“明年，上将时巡太原，出豫上党，览文祖誓师之地，观兴王历试之宫，诏选宗臣，以精储供。乃拜公潞州都督府长史。至则均稍食，议糇粮，征其口算之余，约其萏茭之入。及六龙顿驾，百度繁兴，万乘过沛之欢，三日横汾之宴。物无虚赋，事必中程。”拓片刊《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第176页。
[69]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85～189页。
[70] 《册府元龟》卷三六，第402～403页。
[71] 韩文彬对于玄宗勒铭泰山一事有较为细致的讨论，不过他主要在摩崖与刻经的传统中探寻其渊源，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玄宗在三年中制作一系列石刻景观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如本章所讨论的那样，无论是巨型石刻还是填以金字的手法，皆不难在此前后找到类似的制作。参见jr.robert e.harrist：the landscape of words：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pp.261～270.
[72] 金子修一指出从开元十一年初太原巡幸至十一月南郊为止一系列的活动具有联系（《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9～186页）。不过从张说《奉和途中经华岳应制》“群臣愿封岱，还驾勒鸿名”（《张说集校注》，第110页）、张九龄《奉和圣制途经华山》“揆物知幽赞，铭勋表圣衷。会应陪检玉，来此告成功”（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7页），及上文所引苏颋《大唐封东岳朝觐颂并序》等时人所撰颂圣诗文来看，从汾阴祀后土至东封泰山这一系列巡幸与祭祀活动之间具有连续性，最终指向了封禅盛典。
[73] 根据当代传播学研究者的分梳，将传播的媒介分为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两类，石刻景观由于兼具永恒性与难以移动两个特征，适合时间上的纵向传播，但考虑到石刻文本可以借助拓本、抄本乃至口头等途径迅速流布，其实也具有在空间中横向传播的能力。参见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