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1页。
[75] 关于玄奘晚年与高宗的矛盾可参见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第1～97页。
[76] 韩愈：《谢许受韩弘物状》，《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2892页。
[77] 《赐李德裕立德政碑敕》，《全唐文》卷七四，第775页。
[78] 吴其昱：《薛廷珪朔方节度使韩逊生祠堂碑敦煌残卷考》，见《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63～73页。
[79] 赵和平：《晚唐五代灵武节度使与沙州归义军关系试论》，见《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03～316页。
[80] 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98～410页。而这种政治性的文本为何成为儿童习书的素材，是否蕴有政治教化的用意，值得思考。除了张淮深德政碑外，近年还从敦煌儿童习书文书中发现了史大奈碑，相关的讨论参见游自勇、赵洋：《敦煌写本s.2078v“史大奈碑”习字之研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0辑，第165～181页。
[81] 荣新江新近对敦煌文献中的碑志抄本及其流传有系统梳理，指出抄本而非拓本才是碑文在当地流传的主要途径，参见《石碑的力量——从敦煌写本看碑志的抄写与流传》，《唐研究》第2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7～323页。后世金石学家重视访求拓本，但我们需要注意到罗致拓本，反映的是士大夫的收藏与学术趣味，而拓本非普通士人所能获得，抄本在一般知识传播过程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82] 朱玉麒：《从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清代西北边疆平定的礼仪重建》，见《高田時雄教授退職記念東方學研究論集》，京都，臨川書店，2014年，第403～410页。
[83] 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三，《全宋笔记》第2编第4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84] 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张说集校注》，第1589页。
[85] 《宝刻类编》卷一记在彭州、简州（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舆地纪胜》卷一五七记南宋绍兴七年在资州城中心一居民房屋下发现韦皋纪功碑，碑阳已残损，碑阴是开成元年韦皋从孙韦鋋任资州刺史时补刻的文字，亦可证实德政碑立于城市的中心（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52页）。
[86] 《旧五代史》卷一四一《五行志》，第2198页。
[87]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第7661页。碑楼修建完成后，也不时需要修葺，《金石录》著录有天宝九载正月卫包撰唐华岳碑堂修饰记（《金石录校证》，第121页）。
[88] 吕颐浩：《燕魏杂记》，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页。颇可玩味的是对于何进滔德政碑被改刻为五礼记碑，《金石录》云，“进滔事迹固无足取……此碑尤为雄伟。政和中，大名尹建言摩去旧文，别刊新制，好古者为之叹惜也”（《金石录校证》，第515～516页），仅从学问家的立场上表示惋惜；而《燕魏杂记》则云：“按唐史，进滔治魏十余年，民安之，后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宣和年间，内侍谭祯奉使河朔，遂磨灭此碑，邦人愤恨，可惜也。”其对何进滔的评价与赵明诚迥异，似乎透露出直到宋代，河北地域内部对于藩镇割据的历史仍有自身独特的认知。
[89] 陈思：《宝刻丛编》卷六引《集古录目》，第131页。
[90] 吕颐浩：《燕魏杂记》，第4页。
[91] 刘馨珺：《〈职制律·长吏辄立碑〉与地方官考课》，《“唐律”与宋代法文化》，第71～186页。另作者特别指出唐代德政碑多于生祠，而至宋代则生祠多于德政碑。
[92]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235～240页。另关于田弘正归附后重建狄仁杰祠的政治意义，参见本书第五章。
[93]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韩逊传》，第2030页。
[94] 目前关于唐代地方记忆、地方知识的讨论尚不多见，仅廖宜方《唐代的历史记忆》一书有较多的涉及（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269～333页）。
[95] 《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第3304页。
[96]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第3054页。
[97] 《宝刻类编》卷一，第3页。
[98]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6～367页。
[99] 《为河东副元帅马司徒请刻御制箴铭碑表》，《文苑英华》卷六〇八，第3153～3154页。
[100] 侯旭东对于市作为刑场时所展现出的公共政治空间功能曾有所讨论，参见《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209～223页。另参张荣芳：《唐代长安刑场试析》，载《东海学报》第34期，第113～122页。
[101] 《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唐书》，第2652页。
[10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第189页。
[103] 周一良：《灌佛》，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7～158页；陈志远：《晋宋之际的王权与僧权——以沙门不敬王者之争为中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0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3页。
[104]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2页。
[105] 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39～40页。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叙立碑前后交涉事甚详（第178～191页）。
[106]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第191页。
[107] 圆仁撰、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84页。
[108]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第583、586页。
[109] 尽管武宗表面上对仇士良优礼有加，实际上两人关系紧张，会昌三年六月仇士良死后，武宗立刻“敕斩仇军容孔目官郑中丞、张端公等四人，及男女奴婢等尽杀，破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第424页）。
[110] 妹尾达彦：《长安：礼仪之都——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素材》，见《唐研究》第1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5～434页。
[111]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第1896页。
[112] 升仙太子碑的拓本及释文见黄明兰、朱亮编著：《洛阳名碑集释》，北京，朝华出版社，2003年，第119、126页。
[113] 《旧唐书》卷一〇一《韦凑传》，第3146页。
[114] 《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后唐史》，第2653页。按《旧五代史》卷二二《杨师厚传》亦载此事（第342页），唯《太平御览》所记稍详。按“悲来”，原讹作“碑来”，据《旧五代史》改。
[115] 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见文化部文物局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7～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