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韩愈元和九年所撰《答魏博田弘正仆射书》云其与田弘正“未获拜识”（《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954页），可知两人此前并不相识。
[32] 韩愈生平为公卿大臣撰作碑铭、墓志甚多，甚至有“谀墓”之讥，如韩愈为袁公滋所撰《袁氏先庙碑》（《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十七，第1890页），便是受本人请托，故其绝非排斥撰写此类文字。
[34] 《册府元龟》卷六五八，第7877页。
[35]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五，第41页。
[36] 马总：《郓州刺史厅壁记》，《唐文粹》卷七三，四部丛刊本。
[37] 刘兴超：《论唐代厅壁记》，载《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33～137页。杨俊峰进而指出，唐代地方官员多借助厅壁记彰显自己的治绩，成为一种变形的“德政碑”。参见《我曹之春秋：盛唐至北宋官厅壁记的刊刻》，载《政大历史学报》第44期，第54～58页。
[38] 《通典》卷一六五引文明元年四月敕文，另据注文所引贞元二年敕，可知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唐后期（第4244页）。这种做法的源流或可上溯秦汉，1992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的泥墙壁书《使者和中所督察四时月令五十条》，与之功用类似。
[39] 《旧唐书》卷九八《卢奂传》：“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师，次陕城顿，审其能政，于厅事题赞而去，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人多惠爱，性实谦冲。亦既利物，在乎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第3069页）韩愈《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壁记》：“愈乐是宾主之相得也，故请刻石以纪。而陷置于壁间，俾来者得以览观焉。”（《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348页）两例皆可证壁记具有一定的公共性。
[40] 马总：《郓州刺史厅壁记》，《唐文粹》卷七三，四部丛刊本。
[41] 这种通过对于时间起点的移动，重塑历史记忆的传统，使得在王朝历史的编纂中，“起元”便成一个重要而富有争议的话题（参见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43页）。这种传统的影响某种意义上甚至存续到了当代，胡风1949年11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著名诗篇《时间开始了》，其实表达出了同样的意味。
[42] “谨始”，即哪一任地方官员列于壁记之首，本身便是壁记写作中关注的焦点之一（刘兴超：《论唐代厅壁记》，载《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36页），然而正如下文讨论的狄仁杰这个例子所展现的那样，将谁塑造为地方官吏的榜样，也关系到如何来呈现与编织地方记忆。
[43]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235～240页。
[44] 冯宿：《魏府狄梁公祠堂碑》，《文苑英华》卷八七七，第4627页。宋人著录有两方狄仁杰祠堂碑，一方是开元十年李邕撰《唐魏州刺史狄仁杰生祠碑》，另一方便是元和七年冯宿所撰（《宝刻丛编》卷六，第128～130页）。按此碑至今尤存，现位于大名县孔庄村北。
[45] 《宝刻丛编》卷六记载此碑由冯宿撰、胡证书并篆额，据《旧唐书》卷一六八《冯宿传》及《金石萃编》卷一一三《冯宿碑》，冯宿时为朝官，可知此碑多是由朝廷颁赐，而胡证更是唐廷新命的魏博节度副使，这二人都谙熟河朔情势，碑文大约是唐廷与田弘正共同商议后的产物。
[46] 唐廷亦以善意回报田弘正的恭顺，次年李吉甫奏，“河阳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归顺，则河阳为内镇，不应屯重兵以示猜阻”，于是徙理汝州（《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第7706页）。
[47] 《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云，“及去职，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颇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将狄仁杰祠的毁弃，归因于其子狄景晖的失政（第2895页）。按《狄仁杰传》的记载本自韦述国史，大约更近于历史的真实，但在元和中田弘正重修祠堂的特殊背景下，这一“事实”缺乏“戏剧性”，或因此被另一种历史记忆所取代。
[48]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第7221页。陈磊《唐长庆元年幽州的军变——从史料撰写的层面看》一文对田承嗣为安史父子营建祠堂的背景有较为细致的分析（《兴大历史学报》第25期，第14～18页）。
[49] 这一对安史之乱的定性，承袭的是唐廷方面的话语体系，类似表达可见《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史臣曰：“天宝之季，盗起幽陵。”（第3474页）《文苑英华》卷八〇〇《邠州节度使厅记》：“洎逆胡**幽朔。”（第4231页）按安史乱后，唐代官方文献中习称安史为“逆胡”。
[50] 《新唐书》卷一二七《张弘靖传》，第4448页。
[51] 《文苑英华》卷八七七《魏府狄梁公祠堂碑》：“物不可以终否，必继起邦杰，钦往绩，懋来功，兹沂国田公是已。”（第4627页）
[52] 《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第450、463页。
[53] 元稹：《赠田弘正等父制》《赠田弘正等母制》，《元稹集校注》卷五〇，第1246～1248、1254～1255页。
[54] 这种“优礼而不逾制”的政治默契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本文具体讨论的两个例子之外，田弘正尽管有使相等头衔，但并未像当时强藩节帅一样获得郡王的封爵，如田承嗣三代世袭雁门郡王，田弘正仅封沂国公，食封数量亦在正常范围之内，可知其身份定位是人臣而非诸侯。事实上，安史乱后，唐廷对于藩镇节帅、武将封爵猥滥，如润州牙将张子良仅以擒李锜功便被封为南阳郡王（《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第423页；另参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唐时王爵之滥》，第336～339页）。但在文官系统依然维持了旧有的秩序。若套用册封体制区分内臣、外臣的观念，不无将藩镇视为化外的意味。
[55] 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一五，第4816页。
[56]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七著录裴抗撰《唐魏博节度使雁门郡王田承嗣碑》，按此碑即田承嗣神道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73～174页）。《宝刻丛编》《宝刻类编》皆误著录此碑为田承嗣德政碑，田承嗣德政碑大约宋人已不得见。
[57] 《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第3416～3417页。
[58]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303页。
[59]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第3838页。
[60] 《旧唐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既而怀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怀仙等四将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部下各数万劲兵，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朝廷初集，姑务怀安，以是不能制。”（第3895～3896页）
[61] 与德政碑一样，生祠的建立亦需事先上请（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232～235页）。因此代宗时同华节度使周智光自立生祠，成为其一大罪状（《旧唐书》卷一一四《周智光传》，第3370页）。
[62] 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一五，第4817页。
[63] 除了另立田承嗣神道碑，下文论及的贞元十年田绪请立田承嗣遗爱碑其实也有同样的目的。
[64] 或有学者强调节帅世袭是河朔故事的核心（参见张天虹：《“河朔故事”再认识：社会流动视野下的考察——以中晚唐五代初期为中心》，见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6～203页），但笔者更赞成彼得森稍作扩大的解释，即由藩镇自行推举节帅，事后报唐廷承认（《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59页）。
[65] 对于河朔故事形成过程中的博弈，已有学者加以讨论，参见孟彦弘：《“姑息”与“用兵”——朝廷藩镇政策的确立及其实施》，《唐史论丛》第1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115～145页；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356～371页。
[66]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第7292页。
[67] 对其间的利害关系，田悦本人有非常明确的表述：“然悦所以坚拒天诛者，特以淄青、恒冀二大人在日，为悦保荐于先朝，方获承袭。今二帅云亡，子弟求袭，悦既不能报效，以至兴师。”（《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悦传》，第3842页）
[68] 本章第一节论及元和四年成德王承宗欲袭位，“朝廷伺其变，累月不问。承宗惧，累上表陈谢”，便是典型的例子（《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承宗传》，第3878页）。事实上，田弘正之所以能够取代田怀谏，为众所拥立，“军中以朝廷久无命，众情不固”也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册府元龟》卷一七七，第2128页）。
[69] 权德舆《起复吴少阳状》中对这种拖延战略的运用有所描述：“少阳丁忧，已近五十日，未有恩命起复除官。比来诸道节将，每有起复，皆不如此淹久……至如今日起复，即恐不可过迟……今若议除替，即须准拟兴师。”（《权德舆诗文集》，第723页）李德裕也曾论及：“先是河朔诸镇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次册赠使、宣慰使继往商度军情。必不可与节，则别除一官；俟军中不听出，然后始用兵。故常及半岁，军中得缮完为备。”（《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4页）因此在双方的博弈中，拖延战略虽然使唐廷在名义上占据了主动，但同时也给藩镇提供了备战的喘息之机。
[70] 从目前发现的墓志来看，唐高祖称帝后育有多位子女，他们与太宗诸子虽名为叔侄，其实年龄相仿，同长宫掖，这为齐王元昌为何会参与李承乾谋反提供了一特别的注脚。按李元昌武德三年生，墓志拓本刊《长安新出墓志》，第46页。
[71] 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一五，第4817页。
[72]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第7230页。
[73] 《新唐书》卷二一〇《田绪传》，第59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