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唐书合钞》卷二二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21页。
[34]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第702页；《新唐书》卷六三《宰相表》下，第1742页，卷一八一《李蔚传》，第5354页；《资治通鉴》卷二五三，第8209页。
[35]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上，第645页；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襄州”下亦未列（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98～2601页）。而王寿南《唐代藩镇总表》（《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第738、966页）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将李蔚出镇襄阳的时间系于咸通七年前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6～197页）。按严表的系年大约根据《唐书合钞》的提示，将《旧唐书·李蔚传》中“寻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与卢携、郑畋同辅政，罢相”一句视为错简，转接至“（乾符）四年，复为吏部尚书”句前，从而将出镇山南事系于李蔚迁尚书右丞后。虽不无可能，但根据这一排列，李蔚从咸通六年至八年间，先后历礼部侍郎、尚书右丞、京兆尹、山南东道节度使、吏部侍郎五转，相当勉强。
[36]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第8212页。
[37] 郎洁：《唐中晚期昭义镇研究》所附《唐昭义镇历代节帅表》记高湜仅于乾符二年出镇昭义一次，但未言所据（见李鸿宾主著：《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第404页）。
[38] 李绰：《尚书故实》，《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67页。
[39]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34页。
[40]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五，第912～914页。
[41] 陶敏：《〈尚书故实〉中“张宾护”考》，见《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60～668页。
[42] 《太平广记》卷二〇九引《尚书故实》，第1600页。
[43] 检《太平广记会校》此三处皆无异文，参见张国风会校：《太平广记会校》，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第3201～3202页。
[44]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便据《太平广记》引《尚书故实》以为出镇昭义者系“卢某”（第1245页）。
[45] 唐兰：《〈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载《文史》1965年第4辑，第97～98页。
[46] 前引唐兰文云《太平广记》“公”字均作“卢公”，误也。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所收《尚书故实》即据《刘宾客嘉话录》订正相关文字（第2292页）。
[47] 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第273、574页。
[48] 《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第663页。咸通八年卢公弼墓志云，“今吏部匡，皆府君之犹子”（《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38，第2423页），亦可证。
[49] 《桂林风土记》，明谢氏小草斋钞本。
[50] 《宝刻类编》卷六，第185页。
[51] 李文益墓志，拓本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771页。
[52]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已利用高彬墓志订正了高湜出镇的时间，不过对上文所论前后其他几位节帅人选及出镇时间的舛误未及辨正（第1245～1247页）。
[53]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81页；《新唐书》卷九《僖宗纪》，第266页。
[54]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上，第492页；陈翔：《关于唐代泽潞镇的几个问题》，见《陈翔唐史研究文存》，第180页。
[55] 丁永俊：《唐高瀚及夫人崔缜墓志考释》，载《河洛春秋》2002年第2期，第10～18页。
[56] 《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196页。
[57] 高瀚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中105，第2332页。
[58] 王定保：《唐摭言》卷八，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59] 王德权《孤寒与子弟——制度与政治结构层次的探讨》一文中对孤寒的概念做了细致的辨析，指出中晚唐政治中的孤寒包含了“不运用父祖之政治关系”与“父祖无政治关系可运用者”两类，而非社会阶层之分见（《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第151～209页）。
[60] 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3～428页；王国尧：《李德裕与泽潞之役——兼论唐朝于9世纪中所处之政治困局》一文对唐廷平定昭义的过程论述甚详，但除了割泽州隶河阳外，并未论及其他唐廷平定刘稹后的善后举措（《唐研究》第12卷，第487～521页）。
[61] 《旧唐书》卷二一四《刘稹传》，第4233页。事实上，郭谊谋杀刘稹后，“悉取从谏子在襁褓者二十余，并从子积、匡周等杀之。诛张谷、张沿、陈扬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韩茂章、茂实、贾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军中素不附者皆杀”，已进行过一轮屠戮（《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稹传》，第6017页）。
[62] 郭谊的误判不得不说当归因于李德裕的欺骗，李德裕曾通过其姻亲降将李丕，诱其杀刘稹投降，许以重报。李德裕《赐李石诏意》云：“李丕是郭谊密亲，尤合相信。卿宜暂追赴使，令与郭谊书，论以利害，遣其自图刘稹，早务归降。倘效诚款，必重酬赏。”另参见李德裕《代李丕与郭谊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10、156～157页。李德裕之所以违背承诺，诛杀郭谊等，大约与其欲铲除昭义割据的社会基础有关。正因如此，唐廷也未因裴问有归降之功，赦免其妹刘稹妻裴氏（《册府元龟》卷六一六，第7409～7410页）。
[63]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0～8011页。按《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考异》引《献替记》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往刘稹平后，处置泽潞与刘稹同恶，仅五千余人，皆是取得高文端、王钊状，通姓名，勘李丕状同，然后处分。其间有三两人或王钊状无名，并不更问。”（第8109页）《考异》云“五千”系“五十”之讹。
[64] 李德裕以牛僧孺、李宗闵曾与刘从谏交通为名，进一步将两人远谪（《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2页）。当然对于此事，也有不少为李德裕辩诬者，认为记载并不可信，如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96～297页；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第430～432页。
[65] 李德裕：《讨刘稹制》，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1页。唐廷试图激化主客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来达成从内部瓦解刘氏昭义的目的，如李德裕《代彦佐与泽潞三军书》云：“比闻从谏志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亲党，游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于大将之上，一军愤愧，固已积年”（《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0页）。
[66] 张正田已注意到这一区分，将其分为四类，但本质上仍为主客两分，特别是昭义旧将士、昭义军旧大将等在诏书上下文中本视为一类，不当强为之别（《“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第178～182页）。按既往学者对刘悟郓州携来的旧部多有讨论，强调其亲卫军的性格，如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第609～612页；新見まどか：《武宗期における劉稹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変容》，《史學雑誌》第124號，第4～8页。但似未注意到刘从谏新募将士的重要性。
[67] 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第1491页。
[68]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58页。
[69] 张遵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2，第905页。
[70] 司空图：《故盐州防御使王纵追述碑》，《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第248～249页。
[71] 李德裕：《奏磁邢州诸镇县兵马状》，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10页。状文另云，“如镇遏十将已上，是军中旧将，兼有宪官，不愿属刺史者，并委卢钧追上驱使”，意在削弱军将对属州的影响，强化刺史对于本州军政的控制。而日野開三郎早就注意到各州镇遏使对于刺史权力的侵夺，参见《藩鎮の跋扈と鎮将》，《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東京，三一書房，1980年，第477～489页。
[72] 李德裕《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中对这一举措的目的有明确表述：“所冀刺史得主兵权，免受牵制……既无军镇干侵，自然得施教化。”（《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11页）另参张达志：《肥乡之役与孟州之置——唐武宗朝地方秩序的重整》，载《史林》2015年第1期，第36页。《册府元龟》卷一九一引梁太祖开平四年九月敕：“魏博管内刺史比来州务并委督邮，遂使曹官擅其威权，州牧同于闲冗。俾循通制，宜塞异端，并宜依河南诸州例，刺史得以专达。”可知河朔藩镇例以节帅所署录事参军等侵夺属州刺史的权力（第2305页）。关于唐代藩镇与属州的关系，近年较系统的讨论可参见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74]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五，第672页。
[75] 李文益墓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7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