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殷宪《〈徐氏夫人墓志〉及其藩镇家族》刊布了墓志拓本及录文，并做了简要的考释，参见《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269～276页。
[77] 刘悟尝镇滑州，其子从谏能获知高元郾的才能，不知是否与之有关。参见《旧唐书》卷一六一《刘悟传》，第4230页。
[78] 志文中所谓的“刘公”究竟是指刘悟还是刘从谏，尚难遽断。刘悟、刘从谏生前皆带使相衔，分别检校司徒、司空，赠官分别为太尉、太傅，皆未尝检校太师，不过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校记七提及文中的“太傅”，《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皆作“太师”，则当时似习称刘从谏为太师，故系于刘从谏时（参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54页）。按刘从谏曾兼太子太师（《新唐书》卷二一四《刘悟传》，第6013～6015页）。
[79] 李德裕：《代李丕与郭谊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6页。
[80] 即使会昌伐叛后遭处分的刘稹旧将，亦有重返昭义之例，如梁缵“本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之爱将也，后刘稹败，徙边，遇赦还，复隶于军”（《册府元龟》卷四四七，第5304页）。
[81] 可以断定这两人在会昌伐叛中并没有弃暗投明，归顺唐廷，如有类似的举动，在墓志中肯定会着重表彰。如史弘泉墓志云其“会昌祸□臣□危，拨乱中土，公举家归国”。参见孙继民：《新发现唐史弘泉墓志铭试释》，见《中古史研究汇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1～269页。
[82]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0页。
[83] 李德裕：《宰相与卢钧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65～166页。
[84]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08～8009页。
[85]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1页。按此处“卢钧”误作“虞钧”，检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不误，系点校本误排。
[86]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7页。甚至可以说卢钧的被逐，与其宽厚的态度有关，武宗曾论及此事：“凡方镇发兵，只合不出军城，严兵自卫，于城门阅过部伍，更令军将慰安。岂有自出送兵马，又令家口纵观！事同儿戏，实不足惜！”（《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考异》引《献替记》，第8019页）。卢钧这些疏于防范之举，未必不是他为安抚昭义人心故意所为。
[87] 《旧唐书》卷一七七《卢钧传》，第4592页。
[88] 墓志中未记刘广的官职，将其描述为寄食昭义军中的游手好闲之徒，但传世文献中皆云刘广为昭义军将领，或志文对于刘广的身份故意有所贬低。
[89] 墓志所见的另一个例子是李少荣，“府君本桑梓魏郊人也，于贞元十四年来到潞邑”，牒补绫坊押官、守武卫将军、试太常卿，于大中元年去世（拓本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4页）。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对此现象已有所揭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7～53页）。
[90] 何弘敬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32，第1058页。
[91] 另如史弘泉墓志记其祖仙英任昭义武锋军使、兼邯郸镇遏使，父行节为昭义都知兵马使，其家族可能出自粟特。参见孙继民：《新发现唐史弘泉墓志铭试释》，见《中古史研究汇纂》，第266～267页。
[92]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4页。关于黄头军，陈寅恪最早注意到这条史料（《读书札记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11页）；另参见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疏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8～318页。
[94]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第7844页。
[95] 《新唐书》卷一九三《贾直言传》，第5559页。当然我们不难注意到《新唐书·贾直言传》新增的“惟郓兵二千同谋”这一记载本自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中“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郓州随来中军二千耳”，杜牧此书上于李德裕主持讨伐泽潞时，或有贬低刘从谏的成分（《杜牧集系年校注》，第819页）。不过刘从谏求袭位时，李绛也有类似的判断：“况又闻山东官健，已不许自畜刀兵，足明军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在不疑，长短此方，义无便授从谏之理。今更于意外料度，傥从谏事急，将所亲厚三二千人，散投魏镇，必亦虏缚，送归阙廷。”（《册府元龟》卷四七七，第5702页）
[96]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4页。
[97] 《旧唐书》卷一六一《刘悟传》，第4231页。
[98] 李德裕：《代彦佐与泽潞三军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0页。
[99] 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648、650页。
[100]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初，大将李万江者，本退浑部，李抱玉送回纥，道太原，举帐从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马如鸭而健，世所谓津梁种者，岁入马价数百万。子弟姻娅隶军者四十八人，从谏徙山东，惧其重迁且生变，而子弟亦豪纵，少从谏，不甚礼，因诬其叛，夷三族，凡三百余家。”（第6015页）又李德裕《论昭义军事宜状》：“有昭义旧都押衙焦楚长，是本军旧人，刘从谏降黜，令往山东。”（《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42页）
[101] 除上文所举李文益、高元郾外，墓志中还能找到类似的案例，如裴起墓志云：“大和中昭义军国相容纳贤能，遂署衙前兵马使，兼累奏台宪官。”（《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藏品集锦·碑石书法卷》，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102] 《旧唐书》卷一六一《刘从谏传》，第4233页。
[103] 这种经济性的骚乱本质上反映了藩镇军队的自利取向。其诉求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获利为目标，比如谋取更丰厚的给赐，另一类则是以维护既得利益为目的，例如拒绝出境作战、拒绝戍边等，这两类诉求皆会导致经济性的骚乱。
[104] 对于藩镇动乱的类型，之前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分类，代表性的可以举出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中分为兵士哗变、将校作乱、反叛中央、藩帅杀其部下四类（第60～63页）；王赛时《唐代中后期的军乱》一文也有类似的划分（《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93～95页）。但之前学者分类的目的在于梳理史实，而笔者下文则尝试利用这两个概念阐释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
[106]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5页。
[107] 关于藩镇中的财政机构，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576～590页。
[108] 科敛商人、开辟财源是刘氏昭义有效的聚敛手段，王协税商人十分取二，裴问以富商子弟号夜飞军（《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05页）。这些赋敛的办法在会昌伐叛后被废止，这也是昭义由富变穷的重要原因。
[109] 似先义逸墓志，《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26页。
[110]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第8071页。
[111] 尽管从会昌伐叛开始，唐廷就削夺刘从谏及子稹官爵，平定刘稹后，更命石雄将刘从谏剖棺戮尸，而在唐代的官方文献中则多称刘稹为“贼稹”，以叛臣目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4页；卷二四八，第8009页），但上文所引李文益墓志、徐唐夫妻高氏墓志仍皆尊称其为刘公及官爵，反映了昭义镇内对刘氏的态度。
[112] 会昌伐叛中，王钊以洺州降唐，起因便是给赐不足，引发军士不满（《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06页）。
[113] 张正田已指出晚唐昭义骄兵化的现象，但并未考及原因，参见《“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第182页。
[114]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第103页。
[115] 胡曾：《谢赐钱启》，《文苑英华》卷六五五，第3366页。
[116] 《旧唐书》卷一四九《沈询传》，第4038页。
[117] 卢钧出镇昭义时所辟的韦承素亦是一例，韦承素出身京兆韦安石一支，门第清贵，先后被辟为浙西、江淮转运、东川诸府僚佐。韦承素墓志拓本刊《长安新出墓志》，第276页。
[118] 《唐语林》中的一则故事颇可见当时文武僚佐间的区隔：“卢元公钧镇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饮酒醉，决主酒军职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人横街见公，论无小推巡决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责状。至衙，命李推官所决者更决配外镇，其余虞候各罚金。内外不测。璋惶恐，衣公服求见。公问：‘何事公服？请十郎袴衫麻鞋相见。’璋欲引咎，公语皆不及。临去，曰：‘十郎不决衙前虞候，只决所由。假使错误，亦不可纵。况太原边镇，无故二百虞候横拦节度使，须当挫之。’”（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8页）凭卢钧这种重文轻武的态度，其入昭义不久之后便遭骄兵驱逐，虽事出偶然，但并不足为奇。顺地尚且如此，更遑论张弘靖入主幽州之初，从事韦雍、张宗厚便出言贬低军士，云“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激起了文武间的对立（《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弘靖传》，第3611页）。
[120] 关于天井关的形势，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九，第1799～18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