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宦官李敬实墓志记载武宗因战事不利，特命其赴天井关监军，“旋又上党背叛，征天下之师，环绕千里，日费百万，历年不下一城，不擒一将。武宗振怒，将帅怀忧，密令公往天井监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078，第1028页）。
[122] 王宰墓志，拓本刊《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363页。相关讨论参见唐雯：《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恶》，载《复旦学报》2014年第5期，第1～9页。
[123]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91页。《唐会要》卷七〇引会昌四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泽州全有太行之险固，实为东洛之藩垣，将务远图。所宜从便，望割属河阳。”（第1490页）
[124] 王国尧：《李德裕与泽潞之役——兼论唐朝于9世纪中所处之政治困局》，《唐研究》第12卷，第501～503页；陈翔：《关于唐代泽潞镇的几个问题》，见《陈翔唐史研究文存》，第176～177页。
[125] 甚至可以推测这位传递旧卒或曾亲身经历了三十余年前的刘稹之叛，才能仿其故伎。
[126] 李德裕：《代李石与刘稹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2页。
[127] 陆扬《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文中已指出刘辟侵入东川，是宪宗态度转变的关键（《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35～41页）。可以认为不得通过侵入邻镇、挟制朝廷、获致节钺是元和中兴之后中央和藩镇之间形成的政治默契。
[128]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1页；另参见李德裕：《赐何重顺诏》，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01页。
[129]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4页；《唐会要》卷七八，第1698页。
[130]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第7844～7850页。另参见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第210～215页。
[131]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第595页。
[132] 李德裕：《论昭义三军请刘稹勾当军务状》，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277～278页。
[133] 《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第1310页。
[134] 按强藩中的节度副大使一职多由节帅子弟出任，被目为储贰。因此在前一任节帅在世时，候任者已带有节度副大使的身份，无论是顺利承继，还是军中另推他人，皆是以留后这一身份为过渡。
[136] 如魏博何进滔去世，镇内推其子何弘敬袭位，李德裕《宰相与李执方书》叙其经过：“闻以监军朝觐，贵安物情，军府事权令后嗣勾当，本于忠顺，固匪徇私。”而中使也成为唐廷探查藩镇内部动向的重要渠道，如李德裕《代弘敬与泽潞军将书》中提及刘氏昭义内部的分裂，“女婿李全方四月五日降职至十将，妹婿王再晟被发遣山东，充邯郸镇佐军虞候”，这些情报大约是奉旨宣谕的供奉官薛士幹提供的。（《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60、147页）
[137]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94～7998页。
[138]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稹传》，第6015页。按平定昭义后，崔士康则因上奏不实而被杀。
[139]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9、7993页。
[140]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稹传》，第6017页。
[141] 即在承认河朔故事的基础上，指出“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1页）。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中对此表述要暧昧很多：“窃计足下之怀，执事之论，当以赵氏传子，魏氏袭侯，欲以逡巡希恩，顾望谋立耳。夫事殊者趣异，势别者迹暌。故度其始而议其终，搴其华而寻其实，愿为足下一二而陈之。夫赵、魏二侯，于其先也，亲则父子；于其人也，职则副戎。赏罚得以相参，恩威得以相抗。义显事顺，故朝廷推而与之。今足下之于太傅也，地则犹子，职非副戎，赏罚未尝相参，恩威未尝相抗。稽丧则于义爽，拒诏则于事乖，比赵、魏二侯，信事殊而势别矣。此施之于太傅、赵、魏，则为继代象贤之美；施之于足下，足下则为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间，其理甚白。”（《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647～648页）言语中并未公开承认河朔故事的存在，这当然与因场合不同、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有关，同时也彰显了当时政治中表达与实践间的张力。
[142] 唐廷的拖延策略这次取得成功，大约与刘广非昭义本地出身有关。可资比较的例子是会昌初幽州军变，前后得位的陈行泰、张绛，在唐廷迟迟未予承认的情况下，无法控制局势，相继被杀，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绛与行泰皆是游客，主军人心不附”（《旧唐书》卷一八〇《张仲武传》，第4677页）。
[143] 李係为中唐名将李晟曾孙，传世文献中仅有零星记载，集中于乾符六年，五月“王铎以其家世良将，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十月，黄巢率军北上，“李係婴城不敢出战，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资治通鉴》卷二五三，第8214、8217页）；另参黄清连：《王铎与晚唐政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分，第232～237页。按此役成为黄巢坐大的关键之一，王铎之所以会重用“有口才而实无勇略”的李係，除了其将门之子的身份外，乾符四年其率军平定刘广之乱的成功或许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145]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81页。
[146] 《旧五代史》卷六二《孟方立传》，第961页。
[147] 与卢钧不同，高湜在昭义乱后遭远贬，可见朝廷明确将刘广之乱归咎于他，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此时正是高湜的政敌控制朝政，很难说这一处分背后没有政治报复的因素。
[148] 之前的学者对此现象已有所注意，但仍停留在分类、描述的层面，参见王赛时：《唐代中后期的军乱》，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92～101页。
[149] 如果说唐廷控制的藩镇，多由文臣出任节度使，任期不长，文武隔膜，加之中央权威的衰退，难以驾驭镇内的军队，导致了此类骚乱的发生，但河朔藩镇世代相袭，节帅出身武夫，传统上对于本镇控制严密，同样发生了此类现象，这只能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150]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4页。胡注：“河北诸帅防其下相与聚谋以图己，故严军中偶语之法，以刚制之。卢弘宣至中山，乃除其法。”
[151] 杜牧：《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见《杜牧集系年校注》，第976页。
[152] 唐人对于昭义忠义形象的认知详见下文，现代学者中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中的讨论（第227～252页）。
[153] 李德裕：《赐李石诏意》，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12页。
[154] 李德裕：《代卢钧与昭义大将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4页。刘悟出自淄青，而淄青系原平卢军建立的藩镇，唐人的这一观察不能说完全没有依据，参见辻正博：《唐朝の對藩鎮政策について——河南“順地”化のプロセス》，《東洋史研究》46卷2号；第345～346页。
[155] 李德裕：《宰相与卢钧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66页。
[156] 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见《杜牧集系年校注》，第818～819页。按引文中“李长荣”，本误作“李长策”，据《旧唐书》卷一三二《卢从史传》改（第3652页）。近年黄楼从康熙《孟县志》中发现了李元淳墓志（按李长荣系李元淳本名），并撰文考释，参见《〈祁连郡王李公（元淳）墓志铭〉考释——兼论唐德宗贞元年间昭义军三次择帅问题》，见《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第19～37页。
[157] 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亦云：“昔李抱真相国，用彼州之人，破朱滔于燕，困田悦于魏，连兵转战，绵岁经时。而潞人子死不敢悲，夫死不敢哭，何者？李相国奉讨逆之命，为勤王之师，义著而诚顺故也。”（《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649页）
[158] 事实上，在骄兵主导藩镇之后，节度使遑论谋求自立，仅维持自身地位便需要不断地厚加赏赐，以换取拥戴，最终演化为晚唐骄兵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参见本书第七章对魏博牙军的讨论。
[160]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7页。按《旧唐书》卷一七七《刘邺传》云系裴氏之兄（第4617页）。
[161] 孟彦弘已指出：“所谓‘藩镇问题’，是指藩镇的跋扈乃至反叛以及士兵的哗变，前者主要是藩镇针对中央的行为，后者是军人针对藩镇节度使的行为。‘中央—节度使—地方军人集团’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成为我们理解藩镇问题的关键。”（《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162]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第8099页。
[163] 会昌伐叛时李德裕尝谕成德王元逵：“况卿当道，顷为卢从史、刘从谏所败，与泽潞素是深仇。”（李德裕：《赐王元逵何弘敬诏意》，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21页）
[164] 权德舆：《昭义军事宜状》，见《权德舆诗文集》，第751页。甚至可以说刘氏割据昭义局面的形成，除了敬宗的疏忽外，穆宗长庆之后河朔故事达成，唐廷压力缓解，失去了敌人的昭义重要性随之下降，或是刘从谏得以袭位的原因之一。
[165] 《北梦琐言》卷十三，第272页；《新唐书》卷一八七《孟方立传》，第5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