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台北连续下了半个月冷雨。
延平南路那排日据时期留下来的老砖墙，被雨水泡得发黑，苔藓从缝隙里爬出来，像谁悄悄在墙上写了字，又怕被人看见，匆匆抹去。
林默涵站在街对面“陈记铁铺”的屋檐下。
他现在叫“陈文彬”，大稻埕颜料行老板，左眉角多了一道烫伤的疤，走路微微跎背，说话带点泉州腔。没人会把他和半年前高雄码头那个温润如玉的“沈墨”连在一起——除了他自己。
他手里捏着一把旧雨伞，伞骨歪了一根，是三天前在西门町甩掉跟踪时掰的。伞面遮着半张脸，眼睛却始终没离开斜对面那扇小铁门。
——台北军法处附属看守所，后巷送饭口。
陈明月就在里面。
江一苇昨夜通过苏曼卿留下的暗线传话：“明月被捕，未供。魏正宏亲审三次，用滴水刑，未开口。预计三日内移监，或……晨间执行。”
晨间执行。
这四个字像一颗没爆的雷，卡在他胸腔里，半天卸不掉。
他本不该来。
“海燕”如果还想要最后那班松山机场的航班，就不该靠近这座监狱半步。魏正宏一定在周围撒了网——不是撒给陈明月，是撒给所有可能来送她的人。
但他还是来了。
不是因为计划漏了，是因为有些事，计划算不明白。
——
凌晨四点，巷子空得只剩雨声。
送饭口的铁栅栏里，先递出来的是一筐泔水桶，接着是值夜看守的骂声：“发什么癔症！数到三不滚，连你一起关！”
林默涵把雨伞往墙根一靠，从怀里摸出个蓝布包——里面是两盒“明星咖啡馆”的杏仁饼，一罐高雄带回来的蔗糖，还有一小包晒干的桂花。
他没往栅栏里递。
他蹲下身，把布包放在墙根排水沟边，手指在湿砖上轻轻敲了三下。
摩斯：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