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怀中掏出那本蓝布册子，翻到最后几页。那里记录的不是吴佩孚的罪证，而是他这些年暗中发展的力量——关城内外，哪些人可以争取，哪些人要提防，哪些地方有暗桩，哪些渠道可以传递消息...
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小字：
“父志未竟，儿当继之。山海关，始也。”
这是他三年前写下的。
那时父亲刚过世，他接过团练总领的位置，表面上是协助官府保境安民，暗地里却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
终于等到了。
窗外传来鸡鸣声，天亮了。
沈砚之合上册子，将它贴身收好。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然后走到墙边，取下挂在那里的一柄剑——不是昨夜用的软剑，而是一柄三尺青锋，剑鞘乌黑，剑柄缠着褪色的红绸。
这是父亲的剑。
他抽出半截，剑身在晨光中泛着幽冷的光泽。剑脊上有一道细微的裂痕，那是二十年前，父亲随聂士成将军在辽东抵抗俄军时留下的。
“父亲，”沈砚之低声说，“您看到了吗？这关城，儿子拿回来了。”
剑身轻颤，仿佛在回应。
他将剑佩在腰间，推门而出。
庭院里积雪未化，几个士兵正在清扫。见他出来，都停下手里的活，肃立行礼。
沈砚之点点头，大步走向府门。
门外，二十名骑兵已经整装待发。马是昨夜缴获的清军战马，人则是程振邦麾下的精锐，个个眼神锐利，腰挎马刀，背挎步枪。
为首的小队长是个二十出头的黑脸汉子，名叫赵铁柱，见沈砚之出来，翻身下马：“沈公，都准备好了。”
“走吧。”
沈砚之翻身上马——不是他自己的坐骑，那匹马昨夜在冲锋时中了流弹，已经没了。现在骑的是一匹枣红马，性子有些烈，在他胯下不安地刨着蹄子。
他轻轻一抖缰绳，马儿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