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就这么站着，看着城楼上那盏晃晃悠悠的灯笼。
风刮过来，把程振邦的大氅吹得猎猎作响。沈砚之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
“打仗，打的不光是兵，是人心。人心要是散了，再多兵也没用。”
他转过身，看着身后那些黑黢黢的营房。
那里睡着三千乡勇，五千新军。他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山海关人，有的是跟着程振邦从辽西一路杀过来的。他们信自己，信程振邦，信那个从武昌传过来的、他们其实也不太明白的“革命”。
不能让这些人散了。
“程兄，”他忽然说，“明天，你把队伍集合起来，我要说几句话。”
程振邦愣了一下：“说什么？”
“说为什么要打。”
十一月初十，清晨。
校场上站满了人。
八千多人，黑压压一片。雪已经扫干净了，但地上还是湿漉漉的，站着站着，脚底就发凉。但没有一个人动，所有人都在看着前面那个台子。
台子上站着沈砚之。
他没穿军装，穿着那件从老家带出来的旧棉袍。那件棉袍他穿了三年，袖口磨得发白，肘部打着补丁。站在那帮穿着新军装的军官旁边，显得格格不入。
但他不在乎。
他往前走了一步，开口说话。
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见。
“兄弟们，我叫沈砚之。山海关本地人。三年前，我在关外扛木头，修铁路。三年后，我站在这里，带着你们，准备打仗。”
底下有人轻轻笑了。
沈砚之没笑。他继续说。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打？咱们占着山海关，好好的，不打不行吗？清廷派人和谈，给钱给官，不打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