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安。”
“在。”
“你今年二十四？”
“是。”
“好年纪。”沈砚之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枪——毛瑟c96，半自动，十发弹仓，枪身还带着枪油的气味，是他去年从青岛的德国军火商手里买来的，花了他三个月的薪水。他把枪放在桌上推过去，“送给你。记住了，这把枪不是用来拼命的，是活命用的。”方遇安接过枪翻来覆去看了一遍，然后把枪插进枪套里绑在腰间，抬头看了沈砚之一眼。这一眼很短，但里面装了很多东西——敬重，忠诚，还有一点沈砚之不愿意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东西：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把一个三十一岁的人当成自己的信仰。
天蒙蒙亮了。东交民巷的灯光终于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浑浊的灰白色天光。腊月清晨的北京城有一种奇异的安静——吆喝声、车马声、巡警的哨子声都还没有响起来，整座城市像被扣在一口巨大的玻璃罩子里，连时间都走得比平时慢一些。沈砚之换上便装从陆军部后门走出去，门口等着一辆人力车，车夫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姓赵，也是革命党的人，拉车拉了二十年，手里攥着北京城里最复杂的情报网——哪位总长昨晚在哪位姨太太房里过的夜、哪位日本参赞今天上午见了谁、哪位警察厅的探长收了多少钱，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最终都会通过老赵的口，传进顾恒舟的耳朵里，再由顾恒舟筛选汇总，送到该送的地方。
“沈爷，去隆福寺？”老赵问。
“不。先去铁狮子胡同，然后去前门。绕两圈，最后再奔隆福寺。”
老赵点点头，提起车把就跑。铁狮子胡同在东四牌楼附近，是段祺瑞的公馆所在地。沈砚之要去那里不是找段祺瑞，而是找一个姓吴的厨子。这个厨子在段公馆掌勺十二年，段祺瑞的每顿饭都要经过他的手。他未必是革命党，但他欠沈砚之一条命——两年前他儿子得了伤寒，是沈砚之找的德国医生，垫的药费。这份人情不大不小，刚好够换一个信息：段祺瑞最近宴请过谁，席间说过什么。吴厨子不一定能偷听密谈，但他在上菜撤盘的间隙里总能听到一两句，对他们这种人来说一句就够了。
车子拐过东四牌楼的时候，迎面来了一队巡警，领头的一个穿着黑呢子大衣，腰间别着警棍，目光扫过沈砚之的便装和压低的帽檐，没有停留。等巡警走远了，老赵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最近巡警换班时间改了，下午三点加一班，晚上九点加一班。据说内务部下了密令，要在年前把城里的乱党清一遍。沈爷小心。”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下巴。
腊月初八的北京城，家家户户都在熬腊八粥。米香、豆香、枣香从四合院的厨房里飘出来，混着蜂窝煤的烟气，把整条胡同填得又暖又满。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端着碗蹲在门槛上，她娘在后面喊“慢点喝烫嘴”，她头也不回地喊“知道了知道了”——这是北京城最寻常不过的冬天，而沈砚之知道，这份寻常底下压着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他怀里揣着那份密约的七条条款，每一条都是一根引信。
铁狮子胡同到了。老赵把车停在胡同口，沈砚之下了车，步行进去。段公馆门前站着两个卫兵，军装笔挺，枪刺在晨光里闪着冷光。沈砚之没有靠近，而是拐进了公馆后墙外的一条窄巷。巷子里堆满了杂物，几只野猫蹲在墙头虎视眈眈，他用三块铜板把一只盯了他一路的流浪猫引开，然后站在一处偏门前等了片刻。门从里面开了一道缝，探出一张胖乎乎的圆脸，围裙上全是油渍，手里还拎着炒勺——正是吴厨子。
“沈爷。”吴厨子声音压得很低，“您怎么来了？”
“路过。讨口水喝。”
吴厨子闪身让他进来，领着他穿过厨房后门进了柴房。柴房里堆着半人高的松木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冽的松香味。吴厨子把门掩上，握着两只手来回搓了好几圈，终于开口了：“昨天晚上，段总长在家里请了几个人吃饭。有陆军部的，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不是中国人。”沈砚之眉头微微一皱：“日本人？”
“说不好，穿的洋人的衣服，姓也是中国姓。但他们说话的口音不对，我端菜进去的时候听到几句——不是官话，也不是咱们北边的方言，像外地人学官话。”
沈砚之点头，示意他继续说。吴厨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油汗：“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在说满蒙的事，说什么铁路、什么矿山。段总长一直在听，没怎么说话，他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军官，姓徐，那个人说得多。他说话时候的声音不大，但是快，跟机关枪似的，我听不太全。只记住一句——他说，‘此事若成，东三省可保二十年太平。’然后那两个不认识的人一起举杯。段总长也举了，但他没喝。”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把吴厨子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心里，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从怀里摸出一小袋银元塞进他围裙口袋里。吴厨子连忙往外推：“使不得使不得，沈爷您救过我家小子的命——”
“不是给你的，是给小虎的。病好了以后身子虚，多买点肉补补。”沈砚之说完也不等他推辞，转身就走。他走后许久，吴厨子还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袋银元，眼圈微微发红。
前门火车站。沈砚之在站前的电报局里买了一张电报纸，用一支削得极尖的铅笔写了几个字：“货已备齐，腊月十三发货。”收件人写的是天津法租界一个洋行的地址，收件人姓名是假的，但程振邦认识。电报发出去，沈砚之在电报局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前门楼子在灰白色的天幕下沉默地矗立。十一年前他还只有二十岁，跟着父亲第一次来北京，也站在这个位置。父亲指着前门楼子对他说：“你祖父守了二十年山海关，你将来要守住的东西，比山海关更大。”他没有问父亲“更大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不是城，不是关，不是一座山、一条河、一片土地，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比任何东西都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