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效果是好的：雇工免役，坊主负担未增，役银足额徵收。
他推开帐册，走到窗边。
窗外是京师街市，人流熙攘。挑担的、推车的、开铺的，皆在忙碌。
一条鞭法，本意是简化赋役，减轻农民负担。
但吴县的实践，揭示出另一条路，在工商发达之地，役银可转化为一种「用工成本」，由雇主承担，再通过税收杠杆调节。
这不单单是徵税技巧。
这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时，朝廷与百姓之间的「责任」与「义务」，该如何重新界定？
农民有田，故以粮、役报效朝廷。
工人无田，受雇於坊主，其「役」的责任，是否应随雇佣关系转移？
蔡言的做法，实际上默认了「雇佣关系」对传统个人义务的承接。
而税收抵扣，则是朝廷对雇主履行这份「社会责任」的补偿与激励。
苏泽坐下，重新铺纸。
他写下「雇工役银转移」六字，又在旁注「税收抵扣」。
接着，他画了一个三角：
顶点是「朝廷」，左下是「雇工」，右下是「雇主」。
雇工对朝廷有役的义务，但通过雇佣关系，将义务转移给雇主。
雇主履行义务後，朝廷通过税收优惠给予补偿。
三角平衡，三方皆安。
但这平衡背後，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可能：
既然雇主的「代役银」可被视为一种对雇工的「社会保障」（免役即是保障），那麽朝廷通过税收激励雇主承担此类义务，是否可推广至其他领域？
比如，雇工伤病，雇主是否应承担部分救治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