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要按照苏公的新论，「天理』管的是自然万物，鸟兽草木，物理化学。」
「「人理』管的是人间秩序，伦常规范，人心共识。」
「那麽「三纲五常』管的是人和人的关系，显然该归入「人理』。」
既然归入「人理」，李贽就往下推。
「既然是「人理』，它的根基就在於「人心之良知』在具体历史环境里的运用和共同约定。」「那麽，这「良知』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人群里，所认为对的「纲常』具体内容，会完全一样吗？」
「有没有可能随着世情变化、认识加深，也跟着变？」
他举了例子。
「不说远的，就说汉唐。」
「汉代，丈夫死了妻子改嫁，虽然不算好事，但也常见，没後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麽严厉。」「到程朱之後，这套规矩越来越紧，成了捆人的绳子。」
「这不是「人理』随着时代在变吗？」
「父子关系也一样。」
「「父慈子孝』，本来是双向的。」
「《礼记》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慈和孝是并提的。」
「可後来的法律礼教，多半只强调「子孝』的责任，对「父慈』的义务说得含糊，甚至认为父权绝对，子女几乎没人格。」
「这算不算「人理』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偏斜？」
李贽的意思很清楚了。
他不是要彻底否定纲常。
他是借苏泽「人理可变」这个说法，质疑把特定历史时期固定下来的纲常教条当成永恒天理的正当性。这为「与时俱进」地修正它，打开了一个理论上的口子。
他接着写。
「苏公提倡「实行而一』，说探究天理要「实行』，体察人理要「致良知』，最後要统一到经世致用的「行』上。」
「李某赞同。既然如此，对於「三纲五常』这个人理核心，我们是不是也该用「致良知』的精神，重新看看它在当下时代是不是真的合乎人心公义、社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