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农民没有信用，而是金融体系没有向下延伸的能力。
他还指出了更深层的问题。田骨归公之後，土地的经营方式没有发生变化，每户还是种自己的田，收自己的粮，只是交租的对象从地主变成了村公所。
如果不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村公所在村土地上发挥不了作用。
问题和机会是并存的。
村公所控制了村里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上拥有了规模经营的可能性。
如果把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搞经济作物、搞农产品加工、搞村办作坊，那农民就不只是种地的佃户了，而是村办企业的参与者。
范宽的调查报告被送到了内阁。
内阁觉得这份报告很有价值，又让中书门下五房抄送京师各大衙门，并要求各衙门可以上书，讨论村公所进一步改革的事情。
目光自然集中到了吏部。
村公所乃是苏泽所倡，又是他的弟子孙文启在推动，众人也想要看看，苏侍郎能拿出什麽好的解决方法。
果不其然，苏泽连上了两份奏疏。
第一份奏疏，是解决农村融资问题的，他的方案是四川农村建设学派的信用合作社方案，朝廷可以帮助村公所成立信用社，然後以朝廷的信用担保，允许信用社向钱庄票号借钱。
只不过信用社所借的钱款去向，需要接受村公所的监督，并且只能用於本村的事务。
这个问题何心隐在四川已经有了实践，在张元忭整理的汇报中也提及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内阁自然很快票拟同意了奏疏。
但是下一份奏疏，就比较敏感了。
苏泽第二份奏疏，是有关土地权属的问题。
苏泽提出，京师早期的官办工厂，土地都是官府的官田，或者皇家的土地，所以工厂在土地使用上没有问题。
因为都是官办或者皇家土地，相关的田税都是象徵性的。
後来地方上的工厂，很多也都是拨付官田来建造的，也一样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民办工厂现在多了起来，就产生了问题。
首先，工厂主更愿意购买官田，因为官田的产权明晰，没有土地权属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