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入帮才准干活，不入帮的连码头都上不去。帮里设了堂口，定了规矩，逢年过节要上供，遇到纠纷帮主说了算。
工钱非但没涨，反倒被帮里抽走两成作为「护费」。
颜钧发现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几次在集会上公开反对帮规，说这不是替工人出头，是换了名头欺压工人。
但帮里几个头目直接翻了脸，让人把颜钧从台上轰下来，说他一个外来的书生不懂漕运的规矩。
颜钧的弟子们去劝，反倒被人堵在巷子里打了一顿。
山东巡抚衙门早就盯着这股势力。
漕运是朝廷命脉，每年几百万石漕粮经过山东，容不得任何组织私下把持。
巡抚直接调了济南的兵，沿运河各县同时动手，查封堂口，抓捕头目。
漕帮从成立到被取缔，前後不到八个月。
颜钧被差役从住处请出来，客客气气送到省城，巡抚跟他谈了一夜。第二天，颜钧带着剩下的几个弟子南下，不再提漕运组织工人的事。
颜钧从山东的事情上吸取了教训。
他发现自己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掌握工人运动的主导权。
那些会道门头目比他会说话，比他会办事，比他会组织，比他在工人之中有威望。
为什麽？因为他们才是码头上的地头蛇，工人信他们不信颜钧。
颜钧讲的道理再对，工人听完了回去照样要交份子钱。
从开始到结束，颜钧都没有掌握运动的主动权，他不过是整个运动的号召者。
不够深入工人，这是颜钧总结的教训。
他决定放慢脚步，不再急着去组织联合会，不再急着去号召抗争。
他从山东离开後，带着几个弟子，沿途开始一边讲学一边招收弟子。
这一次，他招收弟子的条件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