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云阳侯司马梦求要极力招揽他刘仲武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精明能干，还因为他在军中的人脉。在调查一些敏感案件时，这种人脉往往能发挥大作用。
但新官上任的刘仲武却并不想冒冒然介入此案。他可是刚刚离开禁军，深知此案的敏感性，也知道石越在军中的威望，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轩然大波，而他一个区区六品官，会被轻而易举的碾成粉末。这是连皇帝都要慎之又慎的案子，只能秘密调查，秘密结案。而且，与枢密院职方馆那种专事对外的情报机构不同，诸如卫尉寺与职方司这种专门对内的调查机构，人事要更加复杂，其中不但有不少班直侍卫出身的官吏存在，甚至还有一些精干内侍在其中担任职务，这些人表面上可能是他的手下，但是他如果落下什么把柄，转眼之间，皇帝那边就可能知道了。而另一方面，刘仲武也知道，现今兵部职方司的顶头上司，兵部侍郎云阳侯司马梦求，众所周知，是石越的门客出身，那职方司内部，一定也存在着亲近石越的力量。所以，他不能不小心从事。
而司马梦求对于此案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要查明真相，并无半点故意掣肘之意，所以他不但任命了素以精明强干闻名又是班直侍卫出身的师怀秀出任河北房知事负责调查此案，又抽调了最精干的干办官、亲从官给师怀秀调配，还招募刘仲武出任员外郎，为的就是要彻底的查明真相，洗脱石越的嫌疑。因为以司马梦求对石越的了解，他根本不相信石越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他相信如果不是偶然的话，就一定是有人想陷害石越。司马梦求甚至在赵煦单独召见之时，用性命担保石越不知情，并且向皇帝许诺，如果查明此案是石越暗中指使，他愿意亲自出手刺杀石越，然后自杀谢罪。
在朝廷大臣中，似司马梦求这样，身上有着任侠气质的人是极为罕见的，最终，司马梦求用他的“汉人之风”[1]赢得了赵煦的信任。这并不奇怪，有些人的人格，即便是连敌人也会信任他，赵煦再怎么说，也只是个少年，而且，他其实有着极似其父亲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幼时的经历，让他更加不容易相信别人。
但也只是不容易相信别人而已，并不是绝对不会信任任何人。对石越，甚至包括韩忠彦、李清臣，赵煦是永远都难以完全信任的，但是，如果换成桑充国、田烈武，甚至是程颐，这位被一些臣下心里视为外宽内忌的少年皇帝的心中，其实还是颇为信任的。
这些，刘仲武是不可能知道的。
他小心谨慎的想要拖延一些时间，好让自己能有时间更加清楚的判断形势，但却怎么也想不到，师怀秀与他属下那些职方司菁英有着令人惊讶的效率与运气。
他们不仅抓住了韦烈，还在庞天寿的配合下，顺利的撬开了韦烈的嘴巴，让案件离水落石出又前进了一大步，根据韦烈的交待，他的确是安平劳军时最早喊出万岁的人之一，而且他还招认，据他所知，一共有五名低级武官参预了此事，其中有两人已经战死，他们五人大多债务缠身，每人都收了一名身份不明的人超过四百贯交钞的巨款，才铤而走险，在安平劳军之时，率先大喊万岁。
这显然也不是对石越多有利的供状，刘仲武很清楚，这份供状一旦公布，石越就会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就算是最终证明石越并无任何反意，但这供状公布之后，朝野也一定会有强大的力量要求皇帝“安全”石越，即使为了保全君臣之义，为了石越好，也该让石越从此远离禁军，甚至石越可能会被迫主动辞相。因为到时候，压力不但会来自石越的政敌，还会来自石越的盟友，许多真心关心石越的人，也会认为那样才是真正对石越好。
到时候，即使是那些为石越鸣不平的人，也很难攻击石越的政敌，因为到时候只要还有点智商的政敌，都会打着为石越好的名义赶他下台。可以想见，来自石越一派的怒气，肯定会撒向拿出这份供状的调查机构。那时就算是云阳侯恐怕也得黯然辞官，更不用说他这个小小的职方司员外郎。不管他有没有错，皇帝都可能拿他开刀，做为一个姿态安抚一下石越。
而且，刘仲武敢肯定，皇帝不会动忠于他的师怀秀，也不会动鱼元任，因为他们的官职太低微，用来安抚石越一派都不够份量，理想的泄气筒，毫无疑问就是诸如卫尉寺卿、兵部侍郎、职方司郎中、员外郎这样的官员。
这让刘仲武心里十分的苦涩，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他只恨世间无后悔药可买，否则，他绝对不会接受司马梦求的邀请。现在稍稍能让他安慰的是，整个案件都是在绝密的状态下进行调查，从庞天寿表现出的态度来看，皇帝可能不会大张旗鼓的公布此案。在骁胜军这么久，刘仲武对朝廷的一些权力斗争还是颇有些了解了，所谓使功不如使过，现在皇帝手里算是终于有了能制衡石越的杀手锏，说不定君臣之间的关系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也不一定。而且就算皇帝只是想收回石越的权力，他只需要将这供状给石越一个人看过，石越多半也会识趣的主动辞相，这样就不会牵连到他们了。
这其实也是放心使用石越这种臣子的不二妙法，做臣子的得有一个能被皇帝随时可以拿捏的大把柄，任何时候皇帝不想用你了，都可以将这把柄翻出来再炒一次冷饭，石越还得老老实实自己滚蛋。所谓“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八字真言中，最关键的奥妙是能挥之即去。石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皇帝难以简单的挥之即去，而有了这份供状之后，一切就改变了。刘仲武当年在骁胜军听一个勋贵之后吹牛时，就曾经听说过类似的故事，那就是太宗皇帝与开国宰相赵普，最后君臣之间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当朝中有大事，太宗皇帝需要赵普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召他回来做宰相，借赵普的威望解决朝中的难题，用完之后，就可以随便找个罪名，把赵普贬出朝廷。而且，最妙的是，至今都没几个人知道，赵普究竟有了什么把柄落到了太宗皇帝手中，但每个人都相信，赵普一定有什么把柄让太宗皇帝拿住了。
而且，这个案子的复杂之处是，以目前所得到的口供来看，石越现在的“过”虽然算得上是一个把柄，却也十分特殊，臣子竟然成为动**的根源与隐患，这当然是臣子的错，也是臣子之罪，然而，若认真说起来，难道石越就不无辜么？他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因此，单凭韦烈的供状，就算石越被迫罢相，他在朝野的支持者也是断然难以服气的。
想到这些，刘仲武便有一种恍若正被人架在烈火上炙烤的焦虑感。
想象未来会遇到的种种麻烦，他甚至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想不到任何办法可以破开这个困局。他现在能想到的唯一的对策，就是尽可能的去查明真相。
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即便韦烈的供状可信，那位花巨款买通韦烈等人喊万岁的幕后主使，也依然身份不明。韦烈把一切推到已经死去的同谋方索儿和袁坚身上，称他根本不认识那幕后主使，只知道方索儿与袁坚唤那人为“郭先生”，其人面白无须，年纪大约在五十岁上下，自称郓州人氏，但说的却是一口道地的汴京官话，方索儿与袁坚并没有介绍那人的来历，他也不曾多问，只是拿钱办事。
虽然师怀秀他们并不肯轻易相信韦烈的说辞，但凭直觉，刘仲武却觉得韦烈可能真的不知道那“郭先生”的真实身份。因为，从卷宗中可以知道，那韦烈一直坚称他并无任何谋逆之心，还讲了许多的说辞开脱，例如说方索儿与袁坚曾经对他们表示呼“万岁”云云，其实只是表示欢呼之意，不但至今一些路州都有此习俗，连苏轼苏大学士的诗文中，也有“牧者万岁”之类的话——这自然都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辞，如果呼“万岁”果真是平常之事，那怎么可能会有人用重金相酬呢？
但从这种自相矛盾之中，却也可以看出韦烈等人当时的心态。他们极可能的确并无谋逆的胆子，然而心里面自然也知道此事几乎形同谋逆，所以，在为了四十万文的巨款铤而走险的同时，他们也需要一个借口来为自己开脱，以说服自己。即便那个借口根本是错漏百出其实也无关紧要。如果不是如此，似韦烈这等粗鄙无文的武人，又怎么可能知道苏轼“牧者万岁”的诗文？如果不是因为此案，连刘仲武自己都从未听说过苏大学士还写过这样的诗文。
而且，从常理来说，韦烈既然已经开口招供，一般也不会在这幕后主使的身份上刻意隐瞒，让幕后主使落网多少可以减轻他的一些罪名，对他是有利的，况且，他还交待了另外的同谋，在审问另两名同谋之后，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师怀秀也肯定能够弄清楚。
现在这案子最重要的，自然是查明神秘的“郭先生”的真实身份。师怀秀已经派人去抓捕另外两名案犯，同时刘仲武也已签发命令，派人前往京东西路的郓州调查与“郭先生”有关的线索，但是，如果韦烈的供状可信的话，另外两名案犯对那“郭先生”很可能也所知有限，而知道更多内情的方索儿与袁坚却都已战死……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案情已取得重大的突破，但进一步深究的线索，却很可能已经中断！
刘仲武本能的感到方索儿与袁坚的战死很蹊跷，但从目前掌握到的情况来看，这二人的战死却并无任何的异常。他隐隐的感觉到前路一片漆黑，但是，这已是他现在唯一能走的路，不管怎么样，他都必须查出那“郭先生”的真实身份！冥冥之中，刘仲武有一种预感，这是他能拯救自己仕途的唯一出路。
[1].指西汉。
4
宣抚使司行辕。
对于职方司正在进行的秘密调查，石越一无所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司马梦求接手后的职方司的确卓有成效，不但石越对此毫不知情，包括和职方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高世亮在内，一众宣抚使司的谟臣，也都被完全瞒在鼓里。众人当中，惟一稍稍听到过一点风声，只有在朝中宫中都颇有人脉的唐康，但即使唐康所知也颇为有限，他对于师怀秀等人也是同样的一无所知，因此，唐康也不可能拿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到石越跟前去说。况且在唐康心里，也并未将听到的风声视为多大的麻烦，安平的事情他是最清楚不过的，那绝对只是一起偶然事件，皇帝若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也不是一件坏事。
其实，就算是石越知道刘仲武、师怀秀们在做什么，他大概也会和唐康是一样的态度。身正自然不惧影斜，这其中有没有阴谋，石越自己最清楚，他既然行得正，那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毕竟以他如今的地位与声望，也不是别人轻易构陷得了的。
更不必说，现今的石越，心中已萌退意。小皇帝又能把他怎么样？无非就是想将他赶出政事堂罢了，这件事，石越自己本来也在计划了。安平劳军时发生的事，能够查明真相，洗脱嫌疑，石越其实也是乐观其成的。
因此，在李清臣抵达河间府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就和石越进行正式的会谈，而是密集的接见河间府的文臣武将，进行密谈。
他不但会见了章惇、蔡京、陈元凤等宣抚使司官员，还单独见了王厚、慕容谦、田烈武等各行营的主帅与各禁军统兵大将，如果算上他一路上见过的自河北转运使陆师闵以降的河北地方官，李清臣这次的河北之行，可以说几乎将河北文武见了个遍。
而所有的这些会谈，也的确给了李清臣极大的鼓舞。
李清臣此次奉旨北来，说到底，他是极希望能够帮助皇帝赵煦达成心愿的。朝中反对继续北伐战争的那些大臣姑且不论，现在朝野之中，真正能够妨碍到北伐进行的，其实也就是石越一人而已。而在安平大捷以后的气氛之中，石越的态度暖昧不明，其实就已经意味着他对继续北伐持保留态度。
所以，李清臣心里面是很清楚的，他此次北来最困难的，就是要说服石越支持北伐。但他知道这有多难，因为相比石越，他在对辽国的战和之事上，基本没什么发言权。而且，他李清臣希望能赢得皇帝的认可不假，但他并不是个奸佞之臣。他当然希望能两全其美，可是如果真的形势不允许北伐，他还不至于以国家的命运为代价去讨好皇帝。
因此，在此之前，尤其是到河间府之前，李清臣心里面还是颇有些惴惴不安的。他绝不想做那个让皇帝扫兴的人。
但是，到达河间府之后与河北众文武的会谈，却扫开了一直笼罩在李清臣心间的阴霾，让他彻底的放下了心里的担忧。
他见过的这些人，每个人都亲历了与河北的战争，对辽国的国情、军情都颇为了解，可以说是大宋朝对此最有发言权的人，而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支持继续北伐！并且认为北伐将有相当的胜算。
尤其是与新晋的签枢、德安县公王厚的那次密谈，更让李清臣感到振奋。王厚虽然认为辽军虽遭重挫，但实力犹存，并不可小觑，北伐幽蓟谈不上稳操胜劵，但他言谈之中，也流露出大军云集河北不易，若不能趁胜北伐，颇为可惜的意思。而且，王厚也明确表态，只要能护全粮道，稳重用兵，北伐就算不能得竞全功，也不至于遭受失利。而宋辽两军若能在南京道大战一场，就算宋军不能夺取幽蓟，也能极大的削弱辽国的国力。
王厚的策略怎么样，李清臣自然是判断不出好坏的。李清臣心里面认为这样打仗过于保守了，但是他熟知本朝故典，也明白王厚的策略的优点是应该能够避免重蹈此前几次北伐失利的覆辙，而缺点，自然是太耗钱粮了。李清臣不用细算，也知道按这位德安县公的战略，接下来三年之内，宋朝所要支出的军费，绝对是一个能让他目瞪口呆的数字。说白了，王厚就是想仗着宋朝的国力和辽国打呆仗、拼消耗。
身为宰执大臣的李清臣当然是不会喜欢王厚的破辽之策的，但现在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王厚的态度，实际上还是支持北伐的。
除了王厚以外，另外两位大总管慕容谦与田烈武也明确表示他们支持北伐，至于其余的统军大将，更是无不希望朝廷能继续北伐，收复幽蓟。
武将如此，文臣亦如此。陈元凤外，章惇、蔡京等人，对北伐都极为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