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李清臣高兴的是，他以前所担心的军心士气，现在看来，也是不足为虑。阅武当日发生的血书请战事件，虽然不足为法，却也多少反映了一部分的军心士气。这件事更是提醒了李清臣，他因此专门派遣亲信前往轮休禁军聚集的勾栏瓦舍了解军心，基本可以确定，在赏赐三军之后，诸军士气高昂，虽然的确有一部分将士盼望回家、不想再打仗，但大部分将士对继续北伐也并不算抗拒，更有不少的将士盼望能够北伐，好升官发财。
可以说，整个河间府，李清臣感受的气氛都是希望趁胜北伐的。旗帜鲜明的反对北伐的人廖廖无几，即便在宣台的谟臣之中，明确表示反对北伐的，也就只有定远将军折可适一人而已。
这位宣抚使司的第一谋士，在密谈之时，向李清臣力陈辽国有“五不可伐”——
宋军新胜之后，将骄兵惰，骄兵必败，为一不可伐；
辽军虽败，实力犹存，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遑论辽国励精图治之后，军容鼎盛，几万人的损失，不足以动摇其根本，反倒会让辽国君臣从之前骄傲自大中清醒过来，哀兵必胜，为二不可伐；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师久于外，则国用不足，辽军南犯，河北残破，河北诸州，已不足以支持北伐之粮草补给，举师北伐，一切补给，皆须万里转运，而朝野上下，皆期之于速胜，此为兵法所谓之“无虑而易敌者”，若不能速胜，则不惟北伐之师有败亡之忧，连国内皆恐将动**难安，此为四不可伐；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辽乃大国，与辽战和，皆当谋定而后动，不当以意气兴兵，宋军本无北伐之准备，只是因辽国南犯而兴兵，既败辽国于安平，将辽军逐出河北，则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之上策，应该是派遣使者与辽国交涉，以达到最大利益，纵然有意规复幽蓟，也当徐徐图之。西夏小国，灭之犹耗费百载之功，辽国大国，岂能鲸吞？此为五不可伐。
折可适的“五不可伐”当然颇有道理，但是，在李清臣看来，折可适的观点其实与王厚接近，二人都认为辽军实力犹存，北伐幽蓟困难重重，所以折可适才极力反对北伐，可是相同的认知，王厚却不如折可适那么极端，只看到北伐不利与困难的一面，看不到对宋朝有利的一面。便如王厚所指出的，大军集结不易，若不趁胜北伐，于时机而言，殊为可惜，而且在辽国南京道内作战，可以削弱辽国的国力，这些都是于宋朝有利的。此外，章惇与蔡京也明确指出，正因为辽军实力犹存，所以北伐才是必要的，宋军有必要进一步削弱辽国的国力与军力，纵使不能规复幽蓟，也能换来数十年的平安。
这些道理，李清臣不相信石越不知道。
所有的利弊，石越一定比自己更清楚，而麾下将领与章惇等人对北伐的态度，石越也一定是清楚的！既然知道这一切，石越的态度却还是暖昧不明，或者说是隐隐的反对北伐，那么，其中的原因就耐人寻味了。
在心底里，李清臣已经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如果石越真的坚决反对北伐的话，那么他反对的原因，多半不单纯是公义上的，石越不是纯粹为了国家社稷考虑而有此决定，而很可能是出于私心。
现在看来，陈元凤的猜测很可能是对的。石越的“顾虑”应该是为了他自己的退路，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尽管石越的年纪比自己还要小上许多，但是他却并不觉得这样想有什么不妥，因为，如果硬要形容的话，可以说在李清臣的心里，石越算是和王安石、司马光一个“辈份”的，他现在想要急流勇退，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石越如今之功业，已然称得上自大宋开国以来臣子中的第一人，虽然放弃曾经掌握的权力是世间最困难的事，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历史上总也有那么几个，以石越之智，想要谋一个善始善终，也并不奇怪。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李清臣接下来推动北伐就更加心安理得了。石越的处境大家都能谅解，但是国家社稷的利益是毫无疑问的要重于石越的个人荣辱的。而且这也未必不能两全其美，李清臣知道皇帝的心思，小皇帝当然想要石越退隐，但如果北伐的话，他还是希望由石越来主持大局的。有石越坐镇，就能给朝廷中的许多人吃个定心砣，尤其是那些旧党的君子们，尽管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不喜欢石越，可是如果没有石越坐镇指挥的话，恐怕他们会立马闹将起来，北伐遇到的阻力会大得难以想象。
这点，自负的章惇是绝对想不到的，他不可能认为自己的威信竟然会镇压不住朝堂上的反对者。但李清臣与小皇帝却是很清楚的，除了石越之外，其实也没有几个人选，能让朝中各派都认可，比如章惇，即使他有此能力，两府诸公也不会愿意坐视他立此大功，将来压到自己头上。
屈指数来，能够获得两府的认可，来取代石越坐镇指挥的宰臣，也只有韩维、范纯仁、韩忠彦三人而已。但这三人，韩维卧病，连御前会议都参加不了；范纯仁有威望而无能力，他绝不会接这差遣；韩忠彦则资历太浅，威信不足，只怕根本指挥不动王厚等将领。
因此，现在可以说是自赵煦继位以来，第一次真正的需要石越为他效力。尽管在此之前，石越已经为了他的统治做了许多不可或缺的事情，但是，那都不是赵煦主动想要的。
为此，赵煦不惜对石越主动示好，不但对石越与他的亲属不吝爵赏，连一些可能与石越关系亲密的大臣，他都刻意的予以重赏。小皇帝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下石越的，至少暂时是如此。这也让李清臣感觉到皇帝对收复幽蓟的热切，因为，皇帝这样做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石越的功业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如果再让他收复幽蓟的话，君臣之间的关系恐怕就更难相处了，尾大不掉，将来发生难言之事的可能也不是没有……然而，为了北伐，赵煦甚至甘愿冒这样的风险，尽管现在看来，这个风险很小，因为石越流露出的退意，表示他不是那种贪权恋栈，不知进退的人。而只要石越真的能做到主动放弃现有的权位，那么，他们君臣之间是不会有任何矛盾的。
这也让李清臣此时的使命变得更加轻松。
如果石越真的是为了他的未来考虑而对北伐态度暖昧的话，那么，在李清臣看来，只要让石越弄清楚了皇帝的真实心意，他就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现在激流勇退，不如北伐胜利之后再退。如果石越能够帮助小皇帝再打赢北伐这一仗，皇帝不会忘记他的功劳，只要到时候他能体面的致仕退隐，凭借着石越的功勋，兖州石家以后世世代代，都可以安享富贵了。
所以，惟一的问题，就只剩下了怎么样向石越晓示这些利害。
以他和石越的身份，就算是知交好友，很多话也是不能直言的，更不用说交浅言深了。李清臣与石越之间可谈不上什么深厚的私交，而且他为人也十分谨慎，和辽国多打几年仗就石越又能多做几年宰相这样的话，那是无论用怎么样委婉的方式，李清臣都不会说出口的。
幸好，这个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因为类似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早就有现成的办法可用——只要找一个合适的说客就行。
而到了河间府后，李清臣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说客——新晋的温江侯唐康。
早在汴京陛辞的时候，皇帝赵煦便跟他提到过唐康，皇帝对唐康赞不绝口，称其锐意敢为，不但有勇有谋，而且十分忠心，认为唐康很可能会支持北伐。在李清臣接见唐康的时候，这位温江侯果然也态度鲜明的表达了他支持北伐之意，并且认为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宋朝至少应该乘胜夺取辽国的南京道，永绝河北之患。
以唐康和石越的关系，李清臣几乎不用多想，便选中了唐康这个说客。自然，这些话他也不能亲自向唐康说，也用不着他亲自说。李清臣随行的亲信中，便有一人能言善道，还与唐康勉强算是故识。李清臣便遣了此人去游说唐康做说客，而唐康也没有让他失望，满口便答应下来。这其实也是李清臣意料之中的，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若说天底下最盼着石越继续做丞相的，唐康肯定要算一个。
因此，虽然唐康那边传回来的消息是石越并没有表态，但在李清臣看来，那是再正常不过的，这次正式会谈，才是石越正式表达他意见的时机。至于石越的最终态度，那应该是没有悬念了。
李清臣坐在一张黑漆矮榻上，心情颇为放松的打量着石越的这间书阁，这书阁由数间连通的厢房组成，他和石越会谈的这间厢房正在最里间，除了他和石越对坐的矮榻与方桌外，一张巨大的书案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书案上面，堆满了卷轴、折子。河间府的天气依旧寒冷，但是这厢房内却颇为暖和，应该是有他没有觉察到的取暖设施。李清臣还嗅到温暖的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应该是在某处点了香，他粗粗扫视，却没有发现香炉，李清臣为官清廉，生活颇为俭朴，自是也分辨不出香的名目。但他能猜到这香料应当十分名贵，在这方面，李清臣觉得石越更象真宗朝的名相寇准，生活比较奢侈，这间厢房虽然表面上看陈设比较简陋，但实际上，仅仅他们所坐的黑漆矮榻上面的座垫，李清臣便曾经在汴京大相国寺附近的一家商店看到过，标价三百贯！还有那书案上的端砚，李清臣一眼便看出那是绝品，价格岂码在十贯以上。如此种种，也让李清臣觉得石越到底不过是个凡人，他在很多方面到底不及王安石与司马光。若易地而处，是王安石或司马光遇到今日的局面，李清臣相信他们绝对会为国而无暇谋身，不会似石越这样，有诸多的算计与犹豫。
只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现在，不仅仅是儒生，即便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王安石与司马光，也已然成了本朝最接近圣人的存在。甚至可以说，这二人，俨然就已是宋儒的代表，宋儒中的荀孟。而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桑充国与石越一明一暗的推波助澜，当河北战事正酣的时候，在桑充国的推动下，白水潭学院已经决定在学校之内，树起王安石与司马光的雕像，以纪念本朝这两位儒家圣人——这样的举动，不要说宋朝，远溯汉唐，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当中自然有石越的影子。
当然，这也并不全是石越的功劳，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人格魅力的确是非同一般的，这两个人，都是那种连恨之入骨的政敌，甚至是敌国君臣，都不好意思昧着良心过多诋毁的人物，因此，像李清臣这样身居高位，对二人也算知根知底的人物，才会那么自然的任由自己的回忆去美化他们，而毫无抗拒。
不过，此刻的石越心思却是全然不在于此，他坐在李清臣对面，抿着嘴唇，望着一脸微笑的李清臣，脑海里闪过的，却是李清臣辗转托唐康进行的那番游说。
这个李邦直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李清臣这些天见了多少人，石越虽然没有刻意的关注，但心里还是大概有数的。李清臣并不知道，折可适在见他时虽然力陈辽国之不可伐，但见过他之后，却深感皇帝北伐之志甚坚，又反过来密谏石越，倘若朝廷执意北伐，石越当勉为其难，同意北伐，以掌握北伐之主导权。为说服石越，折可适也搜罗了不少的情报，石越因此也得以知道河间府文武们对于北伐的大概看法——不出所料，果然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北伐。
但这并不足以让石越动摇。
真正让石越态度松动的，是一份来自汴京的书信——他曾经最为倚重、信任的幕僚潘照临的来信。
潘照临在信中，也力谏他一定要支持北伐。在信中，潘照临例举了无数的古代名臣的下场，痛陈善始者难善终，掌握权力容易，放弃权柄艰难，因为每一个曾经身居高位者，都不可能没有恨之入骨的敌人，区别只在于自己知道与否，如果草率的放弃权力，就会不可避免的遭到政敌的报复，若在汉唐，便很可能落个身死族灭的下场。本朝虽然宽厚，但正因如此，政敌不能置其于死地，为了防止其东山再起，就会转而攻击其政策，其当政之时所行之政，不论好与不好，皆必然受到政敌的疯狂攻击，以借此铲除其当政时的党羽，惟其如此，政敌才会安心。
潘照临在信中直问，石越真的愿意学韩琦么？
更何况，赵煦心里对于石越的感激，只怕远远比不上当年赵顼对韩琦心中的感激。因为当年英宗是过继继承大统，韩琦的支持至关重要，这种功劳，是石越开多少疆辟多少土都比不上的。石越虽然也为赵煦顺立继位出了大力，但是平定石得一之乱的功劳，却并非石越一人的。这是石越比不了韩琦的地方。赵顼为了推行新法可以将韩琦赶回家乡，如果石越真的执意反对北伐，赵煦为了北伐又会对石越如何呢？
因此，潘照临劝石越事君之道，不可一味孤直。并批评当年石越事赵顼，颇知委婉，所以宋朝才有今日之盛，而如今石越权位已高，威望已重，小皇帝年幼，石越便渐失当年事高宗之心，不愿意曲意讨好小皇帝，过于看重宰臣的体面与威严，这是舍本而逐末。
潘照临又劝石越，正因为明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下野，才应当极力给皇帝留个好印象。便如人与人之相交，第一面固然极重要，但最后的印象如何，更是至关重要。当年李夫人至死不让汉武帝见其最后一面，这其中的智慧，值得石越三思。是做一个阻扰小皇帝北伐事业的绊脚石前宰相下台，还是做一个兢兢业业辅佐皇帝完成北伐理想的前宰相下台，这关系到的，绝不止是石越一个人的荣辱。
潘照临不愧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石越的人之一。石越并没有公开表达反对北伐之意，但是，仅仅是从他的犹疑之中，潘照临便已然猜到石越的真实态度，尽管他也并不知道石越反对北伐的真实原因，可他的信却依然能直中要害。
石越想要什么，害怕什么，潘照临可以说是最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