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林彪在古田支持了毛，但也许为进一步坚定他的信心，因而毛于1月5日给他写了一封信，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谈了他的乐观主义的理由。“中国，”他写道，“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在一年内，江西、闽西、浙西创建独立政权的目的都达到了。只是规定一年为期，不免伴上一些“急躁性”，但是，毛的结论是“革命**快要到来”。“快要”一词应如何解释呢？毛对他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听起来像是饶舌的议论：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尽管李立三嘲笑毛是“旧式的流寇思想”，但此时，红军毕竟是更加强大了。毛在他的部队首次占领江西吉安县城的前夜，写了一首词，赞美部队旺盛的士气，那年，他们占领吉安不下于9次。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3月底，给毛派来了一个新勤务员。小伙子十分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毛会面的情形，当时他称他为“毛委员”。
“我……好奇地望着他，”年轻人后来回忆道，“他穿一身和我们一样的灰色军装，所不同的只是他的上衣口袋显得特别大。他的黑头发和苍白的面色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他显得有些太瘦。”(4)
毛转过身来欢迎他的新助手，而他直到早晨时，还是红四军司令部的一名号兵。
“你姓什么？”他问。
“姓陈。”这位战士回答说。
“叫什么名字？”
“陈昌奉。”
“十几啦？”
“16岁。”
“为什么当红军呀？”
“红军好，打土豪！”
这时毛指着一把椅子，示意年轻人坐下，很有兴趣地问他：“你们家乡有土豪吗？”
“有！我就是被土豪逼出来的。”
陈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身世。
“很好！”毛说，“以后在这里要好好地工作和学习。你能写自己的名字吗？”
陈站起来，难为情地捻着衣角小声地说：
“我没念过书，不会写字。”
“以后要学会写……”
后来，毛替他的勤务员写过一封家信，经邮局寄给他的父亲。
当时毛的全部行装有两床毯子，一条布被单，两套普通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一件旧大衣，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用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水浒传》，都装在这个挂包里。
每当行军作战，他背着挂包拿着雨伞，他的勤务员背其余的东西。到了宿营地，勤务员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就是毛的床。
毛晚上睡觉很少，吃过晚饭便点上小马灯，打开挂包，拿出文件、地图、书籍和纸笔就开始工作，有时一直到天亮。
陈回忆道：“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在旁边坐着，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有时竟伏在主席的办公桌上打起鼾来……常常在半夜时分，主席轻轻地把我叫醒，说：‘搞点水来吧！’我这才醒来，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来。因为没有脸盆，他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有时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面一层又是米饭—去热一热给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他就叫我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
一次，陈把毛剩下的一点饭倒掉了，第二天毛便问：
“陈昌奉，昨天剩下来的饭呢？”
陈告诉他已经倒掉了，毛批评他说：
“群众的每一粒米来得都不容易，一次剩的不准倒掉，留着下一顿再吃。
4月间，李立三发起了一次攻势，导致了共产党严重的失败。李批评毛的保守主义，命令他去上海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命令红军展开猛烈的进攻，以赤化整个华中。毛后来称：“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李认为蒋介石和军阀之间旷日持久、消耗实力的内战，造成中国政治局势的混乱，从而给共产党打开了夺取国家政权的大门，反过来，毛却不这样乐观，认为这两个敌人可能联合大举进攻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