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未理会让他去上海的命令。与此同时，在欧洲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国际新闻通讯》（《lnprecor》1930.3.20，10：14）上，登载了毛的讣闻。以后又出现过几次这样类似的过早通告。
1930年5月，毛在百忙中写了一本教育性的小册子，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开篇道：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毛忠告做领导工作的人，“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李立三的攻势很快就消失了。彭德怀将军曾一度占领长沙，但立足未稳就被迫再次撤出—这导致了毛的家庭惨遭不幸。毛在这些事件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而此时他却以喜悦的情绪为这些事件进行欢呼：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不久，毛、朱进攻南昌，但未能打破敌人防御。他们不得不转回向长沙，与彭的部队会合，以执行李的最后指令，试图再次占领这座省城。
9月上半月，经过持续多天残酷的激战，红军遭受严重损失。最后，毛为这些惨败所震动，从而不顾中央委员会在当天的号召，劝说他的同志向赣南撤退，以便挽救他们的军队。在平江整顿后，10月，这支合编的部队攻占吉安。
但在此期间，杨开慧和她的儿子毛岸英，毛的妹妹，以及其他亲属，在长沙被捕，据一种解释的说法，“由于叛徒告密，有六十余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匪徒”前去搜捕。几天后，10月24日，毛的妻子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公开处决。据说，警方提出她只要公开与丈夫和党断绝关系，并且提供长沙共产党全体成员的名单，就可不杀她。杨拒绝了，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即使如此，至死她也未泄露任何秘密。
至少在公开场合，毛不允许自己因悲伤而落泪。5年以后，当他叙述这件事时，只是简单地陈述了事实，还同等地提到，在他的家庭遭残杀前财产的损失：
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很多年以后，毛为一位曾投身于30年代红军运动的同志遗孀(5) 写了一首词，在词中，他赋予他的妻子杨开慧和他的已故同志柳直荀两人的姓以特殊的意义：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位老朋友后来问毛，他使用“骄”这个形容词描写妻子，用意是什么。
毛解释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头，焉得不骄！”
杨被杀害一段时间后，毛与贺子珍结婚，他们的结合合法化了。毛还给长沙杨的家庭送信，让他们把他的三个儿子（最大的一个已从监狱放回）送到上海，由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安排入大同幼稚园。各种说法都提到他们在上海的几年，处境十分凄惨，使用假名来掩护，靠在街头捡垃圾为生。
10月初，红军再次占领吉安。毛的勤务员在“一家逃跑的土豪家里得到一个搪瓷暖水瓶”，他很高兴，有了这个暖水瓶，给毛委员准备热水就不成问题了。但他也清楚，如果毛发现了，就会让他送回去或照价付款，因此，在行军中，他让其他人带着它，所以毛没有察觉。
更重要的是，朱将军在城里国民党军司令部文件中，发现了声名狼藉的国民党ab团（反布尔什维克）地方成员的材料，根据一张由当地地主签名的得款收条判断，有些ab团分子已经渗入共产党内，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共产党内毛的批评者之一。
毛对此事的反应是，派他的肃反委员会的人打入ab团内部，最终他就可以说，他的反对派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国民党密探。可是，他和他在江西党内的批评者之间，也还存在着政策上的不一致，在11月中吉安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就土地改革政策展开了争论，当时，他们必须赶紧分散开来，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迫近了。
吉安的占领、放弃又再度占领的多次反复，在共产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恩来在11月对政治局说，毛完全忽视了共产党国际有关“在进一步展开进攻之前必须进行巩固的阵地防御”的指示，而党的总书记则斥责毛在吉安得而即失的行为，是对“局势的绝望”。
11月底，毛起来镇压涉嫌的国民党密探，逮捕了4,000多红军官兵。一些人遭逮捕后，所提供的口供，又牵连了某些反毛的共产党高级人士。
12月初，红军一支部队的指挥员也率领部下的400人举行了兵变。他们逮捕了部队指挥员，把队伍拉到富田，攻占了监狱，释放了一些监禁在那里的毛的囚徒，捣毁了地方赤色政府，并逮捕了其中的一些人。在富田，大约有100名毛的支持者被杀害，他们的亲属中有许多人被扣留。其中就有朱德将军的妻子。
毛的批评者的首领从富田的监狱中逃脱出来后，即号召推翻毛，攻击他是“党皇帝”，拒不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在邻近的乡镇成立了一个敌对的赤色政府。迟至12月，毛在党内的敌人才送信给朱、彭二将军，罗列了“叛徒毛泽东”的罪行，还附上了一封可疑的、被看成是毛给他的一个密探的信。这封信命令攻击各部队，因为这些部队领导人在事变时期供认，朱、彭是国民党的“最高”代理人—“这些口供有利于我们”……以便早日捕杀……(6) 毛的反对者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7) 。
这次使用暴力镇压的、最为严重的派别斗争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一位罗同志的“暴露”，毛的反对者起初是以国民党奸细调查他的，但他们发现他实际上是毛安置的秘密反间谍人员。换句话说，毛和他的党内对手双方都派人打入了ab团，但都没有通告对方。起初他们揭露对方的秘密网时，还相信他们正在挖出真正的国民党奸细。
1931年初，毛和他的支持者已能掌握新的苏区中央局。新中央局的首批决定之一，就是把在江西向毛挑战的那些人开除出党，并使他的解释合法化，“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党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党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为。
然而不久，毛的根基就被抽去了。就在他巩固在红色根据地的地位时，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动。1930年，一批20年代期间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返回中国。他们的特点是，在俄国时就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因此，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起初他们被称为“归国留苏学生”，当他们的主要领袖王明写了一本题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后，他们就得到了又一个绰号，即“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他成员包括博古和洛甫。
1931年初，这些人把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在以后的三四年间，在毛的“实力派”和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