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底，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毛身体两侧各有一名护士扶助着走路。西方报道说，毛不得不被带往医院检查。在文化革命的这个关键时刻，毛庆贺了自己的73岁寿辰。他曾经告诉蒙哥马利，73和84是难以平安度过的年龄。毛未活到84岁，但可以断定，73岁这年是他掌权多年来处境最为困难的一年，他必须决定在支持青年人，替换老练而狡猾的人这方面要走多远。
毛发动的这场运动的主要牺牲品是他的老同事刘少奇。没有刘的合作，毛很可能在40年代就无法取得党的主席的职位。江青和红卫兵准备比毛走得更远，他们利用刘的女儿来打倒刘。
1月上旬，在比较激进的上海，红卫兵接管了报纸，工人造反派接管了工厂。毛完全赞成这些夺权活动，他热情地欢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在北京，周恩来力图使“**”保持在一种平和状况中。当红卫兵大喊“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时，周以背相向。只是在红卫兵高呼“打倒刘邓反动路线”时，他才转而面对其听众。他告诉红卫兵：
刘和邓仍是政治局常委成员。你们要求打倒这两个人，我很难办。毛主席给我的任务是要说服你们不要那么干。你们可以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你们不能把他们揪出来斗争……
你们打算包围中南海揪斗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你们不要采取这种行动……由于你们现在从早到晚包围中南海，在扩音器里气冲冲地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不能安静地专心致志地工作。
在另一次红卫兵集会上，江青和陈伯达号召按照巴黎公社的路线在北京建立一个人民政府。毛赞成这一思想。2月初，上海首先建立了这样一个公社。但此时毛又改变了主意。
离京两个月后，毛返回首都，并立即召见上海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讨论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在毛的文化革命思想中证明是关键性的。张、姚二人在上海的行动代表着一种比毛愿意认可的更激进的观点。
毛不同意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原因之一是国务院总理将失去首席权力。
他评论说：“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某某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要有长，要看内容。”
毛决心反对普遍地改换名称。“这像是我们的红卫兵，他们几乎把北京的街道名字都改了，弄得我们没办法记住，只好记以前的名字……我认为，应当稳妥些，不要把所有名字都改了。”
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一类的名字也是一样。“这会引起改变政体的问题、国体的问题和国家名称问题……如果改了，接着将是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想苏联不会承认……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可能会引起俄国人的困惑。怎么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对他们来说那是相当难为情的。但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会承认。如果统统改为人民公社，那么党怎么办？把党放在哪里？……把党委放在哪里？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我们叫它什么。
在会谈过程中，毛对一些口号进行了批判。他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他还禁止再引用他1919年的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红卫兵曾经极为成功地利用过这句话。毛声明“自己也记不住了”。他开始退却。
特别令毛失望的是，他给红卫兵的清楚解释和指示一直受到忽略。
2月，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最近以来，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是武斗的一种形式……（但他又说）这里我顺便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凡动手打人应依法处置。
关于青年造反派对待2月份来北京访问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过分行为，毛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乱搞，打人，杀人，杀死了人，杀伤了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女。”
然后，毛对造成这种状况的以往工作中的疏忽提出了意见：
好几年前我就要洗刷几百万……他们不听话么！毫无办法……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53年冬到54年斗了高、饶，59年把彭德怀……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
在一段有趣的离题话中，他又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2000多个县，一个县选举2个就4000多，4个就1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都没看见我么！见都没见，怎么选呢？
到2月中旬，**几乎超出了毛的控制。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老一辈人。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保护剩下的政府高级官员免受攻击。只是在这个决定作出后，周才第一次出来公开谴责刘少奇。然而，周的一些同事却拒绝做出策略性的姿态并继续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像人们所知晓的那样，“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一次涉及9位杰出领导人的公开抗议行动。他们突然站出来反对毛及其新助手—特别是张春桥，还有江青和康生—所操纵的文化革命。9个人包括陈毅、李先念、叶剑英、谭震林等人—他们都是地位颇高的老资格的领导人。
他们的愤怒在2月16日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迸发出来。谭震林吼道：“我没有犯错误。我不需要别人的保护。”9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的怨恨积蓄已久。徐向前将军“一小时内敲了20次桌子”；叶剑英甚至因猛敲桌子而划破了手指（他的女婿，一位钢琴家的手指被红卫兵打伤了）。另一位将军聂荣臻断言：“对待高干子女的政策是不教育就枪毙。
上述这些领导人假如因此做过自我批评，那一般也是不被接受的。在“**”中林彪曾经对朱德说：“你的野心很大。你的自我批评极其荒谬。有些人说你自动作了自我批评。不是这样。那是因为党中央决定你应该‘一层一层地剖析自己’……朱德不听毛主席的。他企图自己当领袖。
毛解决红卫兵过激行为的办法是把他们置于军人手中。3月7日，他给军队发出了扩大其作用的指示。
他写道：“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的工作。3月10日，毛又发出新的指示，极力主张，现在应当在造反青年、老干部和军队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委员会。
如果说毛在此期间的活动合法，那是最为勉强的。1967年3月政治局常委开会时，他只能聚集5个支持者（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李富春）；对立面也有5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和陈云）。只是在作为主席的毛自己投票时，他才能使自己成为多数派。
毛要求在红卫兵完成清除其党内对手的任务前，不许回学校。4月6日，他又对红卫兵保证说：“不要怕乱，菜上得越乱，吃的时间越长，越好。无秩序和混乱往往是好事，能澄清事实……但永远不要动武。开枪永远不是好事。
似乎是觉察到了毛内心的想法，3天后，一队30人的红卫兵冲入刘少奇的卧室，强迫他妻子跟他们一起去清华大学，在那里她身穿紧身旗袍，脚踏高跟鞋，头戴草帽，脖子上挂着涂成金色的刻有骷髅的乒乓球项链，接受30万青年人的声讨。红卫兵给王的打扮是对她与刘访问印尼及其他亚洲国家期间，在某些公开露面的场合中的穿着的讽刺性模仿。江青，这位在毛作为国家主席期间从未和丈夫一起公开露过面的夫人，通过此举满足了某种复仇心理。
世界上再也听不到刘少奇的声音了。刘本来可以作出与毛战斗的选择。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站在他一边，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由此导致的内战对中国将是灾难性的，刘摒弃了这一方向，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显示了他的尊严和勇气。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毛在政治统治方面的最高权力。
1967年5月1日，毛向阿尔巴尼亚军队的高级来访者发表谈话，反复地讲到接班人的问题：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然而，毛真的知道自己的追求吗？6月初，他否认红卫兵存在着无政府主义。三个星期后，《人民日报》引用了他的话，大意是：“我们共产主义者，不是要做官，是要革命。”毛太了解青年造反派的真正辛酸了。有个学校的红卫兵在7月份发行的一个小册子里对此作了绘声绘色的叙说：
“17年来，我们学校一直被资产阶级统治着。我们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老少先生们，我们坦白地告诉你们，你们坏透了，你们不是别的，只是腐臭的垃圾……以前你们处在特权地位上，坐在我们头上，摧残我们以显示你们的至高无上……你们认为可以利用现存的资产阶级教育作梯子向上爬，成为白色专家，进大学，与‘教授、专家’为伍。你们心目中追求的是小汽车、现代小房子、白大褂、图书馆……享有舒适、影响、好名望、高工资……真正的坏蛋！我们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想改造，如果你们继续反动，我们不会饶恕你们！……你们的阶级仇恨将碰在我们的刺刀尖上，你们的心脏将被挖出来……
老年的毛感到进退维谷。他又去旅行了，先到南方，后来又去了北方和东部。3个月的旅途所见令他灰心。
他告诉周恩来：“我认为这是一场内战。国家分成了‘800个王国’。”在江西，他评论道：“这么多的干部倒台了，是好还是坏？你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吗？……我们应当批判打倒一切的思想。”
在另一场合，他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为什么要分成两大对立的组织呢？我不理解。
当毛正在旅行的时候，武汉军区司令员起而反对中央政权并逮捕了两名北京派来的要求他恢复秩序的密使。现政权要想摆脱十分棘手的危机—由红卫兵提出的长期挑战所酿成的权力危机，就需要周恩来的外交才能。
8月，毛准备同意恢复正常秩序。他在《人民日报》上写道：“现在的**，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
苏联共产党的新代言人勃列日涅夫到现在可以发出一份令人生畏的声讨文化革命的檄文了。
“中国的最近事态表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正在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原党的机构和国家组织机构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企事业单位、青年团和公共组织已经瘫痪。许多卓越的令人尊敬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国革命的著名参加者、杰出的军事将领、文化和科学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正在遭受诽谤，正在受到非人的压迫。”
（此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至少到1969年还和毛、周保持着一条“热线”，以便在紧要关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