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毛视察完各省后返回北京。他批评了妻子江青和陈伯达在他离京期间所做的工作，并要求他们写检讨。在这期间，没有做过自我批评的人几乎没有，甚至毛自己在1969年也稍稍做过检讨。江青发现自己有必要休息7个星期。
恰恰就在毛返京前的一次会议上，江讲道：“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毛主席的小学生，广大群众的小学生。我必须向亲爱的同志们学习。同志们，为人民做点好事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我只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在文化革命中，毛的两个女儿也是“小小的螺丝钉”。长女李敏成为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核武器的发展及其他事务）的领导人。后来，她贴出一张反对负责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的大字报。次女李讷成为《解放军报》的代理主编，这个时期，此报是中央委员会亲毛派的主要喉舌。
与此同时，林彪仍然在一味地努力宣讲，关键是不折不扣地遵守毛的指示。有一次他说：“毛泽东思想必须贯彻执行，不管我们理解还是暂时不理解。”8月，他写道：“毛泽东思想必须被当做衡量一切的标准。对于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问题，我们都要毫不犹豫地坚信。
毛泽东的非正式讲话和谈话，未经他本人同意，林彪便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为书名出版了。毛通过周恩来和江青的帮助得到了一本。他几乎是看到此书的最后一人，尽管它仅以6角钱的价格在全国发行。
12月，毛给林和周写信，要求他们给个人崇拜降温。但在年底，他的74寿辰刚过，一尊巨大的、高过真人三倍的毛泽东塑像在韶山—“太阳升起的地方”揭幕。
在1968年初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毛的同事发现面临着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有位干部报告说：“交通警察把《毛主席语录》当做指挥棒。这怎么能允许呢？它不能被当做口令……”
林彪不信，他问：“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当指挥棒？这么宝贵的书怎么能用作指挥棒？”
江青权威性地指出：“《毛主席语录》不能当指挥棒，或者‘一、二、三、四’的口令。因为报纸上报道了，我们要调查此事。”
康生插话：“我听说你们吃饭的时候也要学习《毛主席语录》……
正像毛如今发现的那样，文化革命的困难在于有那么多的人缺乏良好的判断力。他说：“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
春天，毛极度渴望解决正困扰着红卫兵的派性问题，以改善他们和军队的关系。但到7月底，他不得不遗憾地派出军队和工人进驻北京大学以结束那里的红卫兵之间的战斗。接着，他召集红卫兵领袖和他的同事开了一次困难而又痛苦的会议。毛与最先进屋的四位造反者一一握手并打量着他们说：“都是年轻人。”
在同第五位握手时，他继续说：“你是黄作珍吗？我以前没见过你，你没有被杀？”(19)
“好久没见到你了。”江青加了一句。
毛接着说：“上次在天安门我们见过，可是那时没有机会和你谈话。太糟了！你们这些人除非有重要的事情，不然不会来看我。可我看过你们的所有报告。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处境。蒯大富（那位坦率直言的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对于他，刘少奇曾经说过要当“活靶子来打”。—著者）没有来。是不能来还是不愿意来？”
一位年龄较大的头头说，他不愿意来。
“不，”有位红卫兵—一个姑娘插话，“此时，如果他知道和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他会哭的，因为他错过了会见主席的机会。我肯定他是不能来。”
“蒯大富要抓黑手，”毛说道，这样他便把要进行说服的主题机智地引了出来，“那么多工人被送到学校去‘镇压’和‘压制’红卫兵。谁是黑手？黑手还没抓住。黑手不是别人而是我。蒯没有来。他应当来抓我……
“如果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实行军管，让林彪下命令……问题总要用一种方式或者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斗是斗，但那是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北京居民不高兴。你们学校里的大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这样能团结整个国家吗？”
毛继续说：“谁也没想到这种武斗。原计划是停课半年。报纸上就是这么宣布的。后来停课延长到1年，1年不够又延长到2年，最后是3年。我说，如果3年还不够，那么需要多少年就给他们多少年。”
谈话突然扯到了题外，但最后毛又回到正题上来：“今天我请你们来谈谈这件事，以便你们有所准备。以前，我从不用录音机，但今天我用了。你们回去后可以按照你们希望的方式解释我今天说的话。如果你们那么做了，我就要回过头来打开这个录音机。你们最好讨论一下，一旦我放这个录音，许多人都会戒备起来。”
毛又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
会上还讨论了谁曾不失时机地为一派红卫兵说过情的问题。有人说，是毛的妻子江青。
江青解释道：“我特别不喜欢师范大学的驻军。天气这么热，你们切断了他们的水、电和食品供应。夏天3个月，不许他们见阳光。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当我听说此事时，我忍不住哭了。他们有数百人，至少有数十人。他们毕竟是群众……无产阶级应该奉行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几十个反革命分子毕竟是年轻人。他们想绞死我。我也不怕油炸。我听说北京大学的井冈山红卫兵组织要油炸江青。”
姚文元及时插话：“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提到一位对周恩来怀有敌意的年轻红卫兵领袖，但又为他进行辩护。
毛说：“人们说总理宽宏大度。我和总理是一致的。这些人本不该抓起来。由于我点头，抓的人太多了。”
安全保卫负责人谢富治坚持说：“这和主席没关系，是我进行的逮捕。”
毛责备道：“不要企图为我开脱错误，或者为我做掩盖。我命令抓人，也同意放人。”
“您没有让我抓这么多。”谢申辩说。
后来，毛说小孩们正在收集大字报当废纸卖。
他问：“几分钱一斤？”
谢回答：“6分。孩子们挺走运。”
这时，迟到的蒯赶来了，毛站起身走上前去与他握手。蒯流着泪解释说，清华大学正处在危险中，因为黑手操纵下的工人正开进校园镇压学生。
毛像刚才和其他人谈话那样，挑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戏剧性地开口说：“我已经成为黑手了，带我去卫戍部队司令部吧。”
然后，是短暂的意见交换，结果，谄媚包围了毛。毛的前秘书陈伯达突然喊起来：“紧跟主席的教导；绝对执行主席的教导。”
毛尖刻地说：“不要谈教导了。”紧接着，毛的妻子的亲信姚文元说道：
“今天，主席的话有着深远意义。”
然后，他们把目标集中到狼狈不堪的蒯身上。
毛声称：“要让蒯大富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