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初，毛泽东向中国的旧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做出一种大概比他倡导百家争鸣时更为勇敢的姿态。毛通知《诗刊》编辑部可以发表他以前写的中国古典诗词。对此，他解释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者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
毛的诗词的某些私人辑录本已经流传开来，但毛对他的作品似乎总是不以为然。罗伯特·帕宁曾在延安发回的一篇报道中说，“无论你如何谈他的诗，他最后总是只有一个决断性的回答—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诗作，羞于见人。这纯属胡言乱语，但它恰恰给毛以某种满足，因此他会咯咯地笑个不停，其实他知道，这些诗作是非常好的。”
毛的诗作大多是采用词的形式，这种形式最早起源于晚唐时期（公元9世纪），在宋朝得到完善（公元11至12世纪）。毛在1965年给外交部长陈毅的信中说：“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我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毛察觉到，作为一个革命者写作古典诗词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形式不容易表达有关阶级斗争和革命等现代题材。毛的老对手王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毛的诗词的评价是非常苛刻的，他提醒说：“毛的这些作品中没有一首歌颂马克思列宁主义、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工人阶级，没有一首描写工农兵的生活。”
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出版他的诗词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他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写道：“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一年后，毛在一次讲话中就中国人写的现代诗歌，比较直率地谈了他的看法：“今天的新诗没有什么格式，没有人读，即使你给我100元，我也不读。
那些有资格品评毛的诗歌的人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一位来自湖南的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认为，毛的诗词，“肯定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完成的……在他的诗词中表现出一种旁若无人的冲力和冲动，我不同意那种认为毛的诗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观点。郭沫若，这位毛政府中的优秀诗人认为：“主席的诗词经过反复锤炼，所以气魄雄浑而音调和谐，豪迈绝伦而平易可亲。人人爱读，处处传诵。”他进一步说，“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
陈志让，这位生活在西方的毛的华人传记作者，对毛的诗歌的评价是这样的：“虽然，这些诗词的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但它们并非等闲之作，这些诗词将使毛本人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这和他在政治领域内的领袖地位毫无关系。”傅聪，这位从毛的中国逃出来的著名钢琴艺术家，一直称颂毛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1945年，毛泽东曾经把他的诗词当做有力的政治武器。当时，他以“雪”为题填写的一首《沁园春》词，轰动了山城，使重庆舆论界俯首缴械。同样，1957年初，在他的最大的言论自由实验—或者像他喜欢称做的“大民主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夕，他以自己古典诗词的公开出版，解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的武装。
在1957年初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两次讲话。他提出，应该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辩论。他通过对党的干部闹级别问题的批评，点明他心中的靶子。级别问题，在党内无疑是十分敏感的。他说：“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
接着毛谈到了大民主问题，他说：
“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像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
在第二次讲话中，毛泽东再一次支持公开的辩论，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说：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
他强调真理必须跟谬误相比较，相斗争。
“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中断了对亚洲几个国家的访问，赶赴莫斯科、布达佩斯和华沙，就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骚乱申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我在电话里告诉周恩来同志，”毛最后解释道，“这些人是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
1957年2月27日，毛第一次在党外—在有1800人参加的包括许多非共产主义者和党外人士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他著名的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这个讲话的题目叫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越过了他那些历经百战的同事们，没有就他提出的关于促进党的整风和言论自由的新纲领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毛的这次会议讲话中，领导干部扮演了一个被责骂的角色。刘少奇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没有出席会议，像彭德怀、林彪那样称病不出。林伯渠和朱德则离开北京，并表示了他们异议，甚至罗荣桓，毛的追随者之一，也没有出席会议。大部分关注东欧骚乱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美帝主义面前保持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团结，“不能动摇社会主义阵营”是共同的目标。周恩来带回一个稍有些不同的信息，他说国内改革是共产主义存在的关键，毛对这些表示完全同意。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毛的4个小时讲话的录音在全国有选择地向一部分人播放。有位上海的商人听了这个讲话录音，后来他描述了“毛主席缓慢温和的声音”所讲述的内容。毛首先谈到了匈牙利事件以及在中国的反响，承认在国内发生了罢工、学生骚乱和农民的不满。
毛揭露说，一个高级干部在夜里工作，准备散发反苏传单。一个著名学者公开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杀几千名共产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反革命，问题出在党的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对群众的意见不是采用说服和教育的手段，而是使用压制的方法，所以现在必须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以便于他们改正这些缺点。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偏差，导致了失误，这些错误将得到纠正。但帝国主义分子说有2000万人民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杀掉了，是极其荒谬的。实际数字“不超过70万人”。
在全国，将开展一次党的整风运动，为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成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通过批评达到帮助党的目的，允许言论自由和提出不满意见。他们不会受到报复。实际上，那些不发表批评意见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
至于毛本人，就像一位著名歌剧的主角，现在变得太老了，不便于担任主演。他可能很快退为b角。关于从“香花”中辨认“毒草”的标准，他在讲话中也没有提出来。这次讲话给他的听众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真诚的领导人将要使其政策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根据来自东欧国家的消息，《纽约时报》登载了毛在2月27日讲话的摘录，显然毛想在北京出版经他本人同意的版本，但直到党中央一致认为在文章中应加入限制自由的论述后，毛方如愿。
这篇讲话先是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时距讲话首次发表已经有3个多月了。公开发表时删去了70万反革命被枪决的事例，加进了判断言论和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这些标准归结为一点就是，“它们应当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毛在几年后再次谈到它时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允许发表自由言论，成千上万的小匈牙利分子跳了出来，40多万右派分子不得不加以清除。”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终于出版了，它论述了中国国内所面临着的两种社会矛盾，即人民和“敌人”之间以及人民内部的矛盾，那么谁是“人民”呢？
毛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段、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这自然是属于对抗性矛盾。“但是在我们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是建立在自由和民主思想之上的。“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毛间接提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但是匈牙利的示威者错误地用暴力行为对付人民政府，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
如何理解国家的强制作用呢？
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如果采取恐怖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那将会使这些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就像匈牙利事件那样……你生前不允许别人批评，死后终将被批评的……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做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做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什么？作为党所一直坚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否能被批评？对此，毛回答说：
“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最后，在谈到去年在个别地方发生的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的危害时，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这最后导致了60年代的“**”。
此后，毛到济南和南京视察，并对这两个省的干部分别发表了讲话。他强调广大干部应保持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再次严厉责斥一些干部为了自己的级别四处奔忙的行为，要求他们按照共产主义者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说：